目是《紅夢新評》，汪精衛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紅夢》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們讀《紅夢》大抵是用一種王國維先生所謂“考據眼”去讀，著重在考證小說中的人物是誰，很少有人從“家庭革命”這個角度去解讀它，這篇文章的出現可說是空谷足音，從此紅學中關於《紅夢》的解讀就有了一個“家庭感化說”。
1917年回國後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上海參與創辦《建設》雜誌。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出任中央宣傳部長。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秘書。
1925年2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後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６月２６日，由汪精衛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1925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７月２日，汪精衛在１０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佈：“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被迫辭職，出走法國。汪精衛於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4月歸國，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進行爭權鬥爭。４月５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7月15日在武漢實行“分共”，與蔣合流，但隨後仍一直與蔣明爭暗鬥，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於９月１３日通電下野，１２月１６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宣告，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１９２９年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釋出命令，對各路“護黨救**”發出委任狀和番號。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宣告，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程序。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歷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衛是有功績的。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他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寫了《民族的國民》等多篇文章駁倒梁啟超的保皇謬論，為革命大張輿論。二是在南洋各地發展組織和籌款。三是謀刺攝政王載灃，給滿清朝廷震懾不小。四是1920年歸隊後，做了很多組織和宣傳工作，參加中國國民黨“一大”籌備工作，1925年隨孫中山北上，併成為中山“遺囑”起草人。
但是，基於他的性格，汪精衛在後來的政治活動中表現出了很嚴重的妥協性。這是他的致命弱點。
中山先生逝世後，廖、胡、汪都成為領袖人物。廖因左派關係，得不到國民黨右翼的支援。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帥，躍為國民政府主席，似乎順理成章；可是他對平定“劉楊叛亂”不力，得不到許崇智的支援，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罵人，黨內惡感頗多，支援率也低。汪精衛在“一大”後支援“三大政策”，為人謙卑圓滑，長於調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援，又避免右派的敵對，所以被推為廣東國民政府的主席。這不是靠政治實力，是機遇造成的，是形勢使然。其中隱含著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蔣無視汪的國民政府主席和軍委主席的地位，先斬後奏，給汪難堪。汪意識到：“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委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了嗎？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濟深扣留蔣介石，但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