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走？’我說：‘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學的，那就更沒有問題了。’當時我心裡想的，還是社會主義‘尚賢’那一套。”
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馮友蘭又緊張起來，於是他寫成兩篇批判文章。很快，這兩篇文章都在《北京大學學報》登出。不久《光明日報》加“編者按”予以轉載，《北京日報》也轉載了。這把馮友弄糊塗了，直到1974年1月他才聽謝靜宜說：“有一次會上，北大彙報批林批孔運動的情況，毛主席聽到馮友蘭的那兩篇文章，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著這兩篇文章當場交給毛主席。毛主席當場就看，並且拿筆改了幾個字和幾個標點符號。後來發表了……”
【自省】
馮友蘭晚年寫的自傳《三松堂自序》，對自己一生治學和做人，成績和汙點，做了反省。雖然有人認為，他的自我批判並不深刻，對自己的性格弊端缺乏更深揭露，但是同時肯定他的態度還算比較誠懇。
馮友蘭這樣總結自己的後半生：在“解放以後”，也寫了一些東西，其內容主要的是懺悔。首先是對自己在四十年代寫的那幾本書的懺悔。
馮友蘭談到自己所著的《中國哲學史》，認為自己的書有兩個大弱點：“一是，講佛學失於膚淺，雖一一排列，卻缺乏內部聯絡。這是因為我對於佛學沒有學通，所以不能講透。佛學資料浩如煙海，不是幾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講明清時代，失於簡略，象王夫之那樣的大家，書中只是稍帶而過。”
1973年，“文革”中的批林運動轉向批孔。馮友蘭主動寫了兩篇批林批孔文章，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不久《光明日報》轉載。這兩篇文章，也是由謝靜宜轉給毛澤東。他晚年反思這一行為，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周易》“修辭立其誠”一語，寫道：
“如果自己沒有真實的見解或有而把它隱蔽起來，只是附和暫時流行的意見，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這就是偽。這就叫譁眾取寵……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
【逸事】
辛亥革命後，河南唐河也辦了一個女學，馮友蘭的母親在女學裡負責管理學生，名義是學監。她給自己起了一個新名字，叫吳清芝，還特意印了張名片。
1916年，北大哲學門這一屆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陳公博，馮友蘭。
馮友蘭回憶他在上海中國公學求學時的感受：“進了商店，或者在馬路上行走，如果不會說上海話，就會被罵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說一兩個英文單詞，他馬上就變得尊敬起來。”
馮友蘭在美國讀書時，有一次在杜威家裡吃飯，看見報紙上說孫中山與張作霖合作了。杜問馮：“孫中山已經上過很多當了，為什麼還要跟軍閥合作？”馮無語。後來杜說：“歷史中的鬥爭，是靠實力進行的，沒有實力，專靠理論，是不行的。……實力有兩種，一種是刀，一種是錢。……孫先生在當時，經常同軍閥聯絡，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論同刀和錢聯絡起來。”“錢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勝利。”馮總結道。
馮友蘭在昆明時，生活非常苦。抗戰後期通貨膨脹，什麼都值錢，就是錢不值錢。一個月的工資有幾百萬，不到半個月就用完了。於是聯大教師組織了一個合作社，公開賣文、賣字、賣圖章，馮友蘭賣字，可是生意不好，從來就沒開過張。
馮友蘭難得有真情揮灑的時候。一年春節期間，馮友蘭在店門鄧以蟄寓所與鄧、楊振聲及日本人小燻良四晤談，喝了12瓶黃酒，大醉。
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講了一件沈兼士講哲學史的趣事：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個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吓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海寧自沉，任公病歿，趙元任又寓居異域，避居西南聯大後，當年名震一時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就剩下陳寅恪一個人了，因此被劉文典譽為“國粹”。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已是位大哲學家，在清華也稱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總是恭敬地跟著陳先生從教員休息室裡出來，一邊走一邊聽陳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打個大躬，然後分開。
聞一多和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時，生活清苦。有次菜太鹹，馮說，菜鹹有好處，可以使人不致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