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出來：“我劉文典豈是說關就關、說放就放的！要想請我出去，請先還我清白！”來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勸，劉文典這才罷休。
劉文典的老師章太炎聽說此事後，特於病中作聯相贈，將劉比作敢於頂撞權貴的“禰衡”，稱讚弟子的氣節，聯雲：“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劉文典後來告訴馮友蘭，當被蔣介石囚禁時，他已經做好了殺身成仁的心理準備，“我若為禰正平，可惜安慶沒有鸚鵡洲。我若為謝康樂，可惜我沒有好鬍子。”
1931年12月11日，魯迅以佩韋為筆名，在《十字街頭》第一期發表《知難行難》一文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魯迅文中還不忘諷刺胡適：“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實際上，胡適在營救好友劉文典時不遺餘力，事後亦撰文抨擊國民黨的專制獨裁說：“又如安徽大學的一個校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
劉文典獲釋後，因蔣命其“即日離皖”，他離開安徽大學。劉文典當初接受安徽省政府的邀請回來辦學，原本一心想重振安徽教育，為此，他內心極為沉痛：“這次回來，在祖父墳上掘了一個大坑，來害自家的子弟，個人身敗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誤盡了。”離開安大時，他特意留函勸誡全校師生，“安心向學，努力教務”。
【傲睨】
劉文典初到北大時，曾遭辜鴻銘嘲弄。此後幾年，他在北大一直過的不甚愉快。1921年，他寫信給胡適訴苦道：“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時極了，不如典的，來在典後兩年的，都是最高階俸。照章程上的規定的，授課時間之多少，教授的成績，著述及發明，在社會上聲望等四個條件，除末一條外，前三條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總是最低的俸。錢的多寡原不算什麼，面子上卻令人有些難堪，所以典實在不想幹了，只要別處有飯可啖，這個受罪而又背時的Professor（教授），典棄之無異敝屣。”
劉文典曾師從劉師培，但他對劉頗有微詞，認為他“著述徵引的材料，有時只憑記憶”，所以難免失誤。
郭鑫銓在《初識劉文典先生》中記載，劉文典曾說：“別人不識的字，我識，別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們不論來問什麼問題，我都會予以解答。”
劉文典曾任報社編輯，他曾談對編輯的想法：“這層典很有點抱負，現在的報紙沒有半家編得合法子，典要編起來，完全要改成西洋報紙的樣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報一樣，暇時要做一篇長文章，把全國的報紙都大罵一頓哩”。
當安徽省政府邀請劉文典回鄉辦學時，劉文典對安徽的官員們並不信任，他說：“安徽的那些東西不能共事，所謂大學也不過是那麼一句話而已”。但後來他卻來到安徽大學，在一封寫給胡適的信中，他說明了到安大的理由：“弟所以跑在安慶那樣穢濁的地方討生活，一來是因為安慶有個中學（全省僅剩這一個碩果），小兒可以讀書；二來是受生活的壓迫，所以才忍恥含垢在那裡鬼混，過的生活真苦極了。終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們周旋，簡直是娼妓一般。”
30年代，劉文典在北大開設“校勘學”課程，由於選課的學生少，學校便讓他在教員休息室上課。第一次上課，中文系沒有為他做好課前準備工作，他見狀，大發脾氣道：“這個課我教不了！我沒法教！”學生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教員休息室的工友送上熱茶說：“那哪兒成！像您這樣有學問的先生，北京大學有幾位？您不叫，誰教啊！”劉文典這才消了氣，轉怒為喜，接著講課。
劉文典潛心研究莊子多年，1939年，他出版了《莊子補正》（附《莊子瑣談》）一書。此書由陳寅恪為之作序，陳在序中毫不吝嗇讚美之辭。此書一出，劉文典便有了“莊子專家”的美譽，劉自己亦當仁不讓。他每次上課講《莊子》時，開頭第一句總是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莊子》，別人就更不懂了，足見其自負。
有人問劉文典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時，劉口出狂言說：“古今以來，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我劉文典，第二個是莊周，另外半個嘛……，還不曉得！”“另外半個”一直說法各異，有人說劉說的是某位日本學者，也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