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今歲更當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問題、吃飯問題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統戰部，要求吃粗麵包，“上月承惠兩次餅乾，是上好的東西，而此物吃時總不覺得飽，所以願吃粗麵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寫信給統戰部，“謹請予我一個宰好了的肥的母鴨子，看可救此症否？”並說“素承厚意憐念老人，故敢常擾。”統戰部12月5日向上級請示：“擬同意送母鴨一隻，請核。”領導批曰“同意”，於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自己的一隻肥母鴨。
在生命的最後幾個年頭，熊十力哀嘆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亦鮮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於孤。五年以來，餘猶積義以自富，積健以自強，不必有孤獨感也。大病以來，年日衰，病日雜，餘興盡矣。”
1963年，熊十力七十九歲，元旦開始動筆起草《存齋隨筆》。
1964年12月，熊十力赴京出席四屆政協一次會議並列席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其間，陳毅曾來看他，並對在場的熊氏後人說，你爸爸是書呆子，讓他寫，把他的學術思想都寫出來。郭沫若也來看望熊先生，談到《存齋隨筆》印行的種種困難。郭沫若也有苦衷，不便宜說。熊十力知此書印行已無望，說如果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請退稿。1965年初，熊十力收到退稿後，請封用拙（熊的文書）再鈔一份留存。
老友韋卓民上海看望熊十力，一見面熊就號陶大哭，使韋深覺不安。
1965年夏，弟子習傅裕去看望老師熊十力時發現，熊先生明顯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談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緒也不再像以前那麼激昂了。他一人獨坐屋中，身穿褐色長衫，釦子全無，只用一麻繩作腰帶，狀若老僧。屋內牆上掛著三個大字書寫的君師帖，從牆頭一直貼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兩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陽明。
王元化在《熊十力二三事》回憶說：“我曾向他請教佛學，這時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內，有三幅大字書寫的君師帖。一居中，從牆頭直貼到天花板上，上書孔子之位。一在右，從牆頭往下貼，上書陽明先生。一在左，也從牆頭往下貼，上書船山先生。他聽我要學佛學後說：‘你學佛學做什麼？現在沒有人學這個了。’”
文革一開始，熊十力對紅衛兵上街“破四舊”，隨意闖入別人家中抄家，到廟宇教堂砸神像燒經書，十分反感，曾上書毛澤東表示反對。他給中共領導人寫信，但是信去如石沉大海，沒有迴音。
文革中，熊十力被抄家，造反派衝進各個房間，將熊十力多年來珍藏的古代書籍、經卷、字畫、手稿等等，或撕毀或焚燒。熊十力視書如命，上前想從火堆中搶出一些古籍孤本，被人推倒在地。
北京一○一中學紅衛兵追尋到上海青雲路，審問熊十力，問他知不知道劉少奇當年在廬山白鹿書院時有甚麼反動活動等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視為態度頑固又受批鬥。
文革期間，熊十力對“左”的一套極為反感，卻又無可奈何。他晚年為自己訂有“三戒”：不出門、不會客、不寫信，衰年求靜，聊以卒歲。在萬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聯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齋千載是同參。”
後來，由於抄家、批判等變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錯亂，不斷給中央領導寫信，還經常寫很多紙條貼在褲子上、衣帽上、門窗上，連褲襪之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為此他常常在街上遭人圍攻，他卻依然我行我素。
1966年夏，當熊十力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時，傷感至極。他不斷地給中央領導人寫信，硬讓家人寄出去，還經常寫很多小紙條，甚至在褲子上，襪子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他常常穿著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長衫，釦子全無，腰間胡亂地扎一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園裡，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唸唸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直到實在走不動了，才坐到地上休息。這時，悄悄尾隨於後的小女婿（熊再光的丈夫彭亮生）才敢露面（熊十力不讓家人跟著他出來），攙扶著他，慢慢地走回家去。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絕粒求死，後改為減食，以求速死。但此時他在仍不停地寫書，寫了又毀，毀了又寫。春夏之交，熊十力又患肺炎，病後不肯服藥，送醫院前已發高燒。在虹口醫院治療後基本好轉，但他習慣於一清早開窗，又患感冒。由於他病體衰弱，心力衰竭，搶救不及，於5月23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