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了郁達夫之後，害怕鬱說出什麼對自己不利的話，便在森林裡將郁達夫活活扼死。之後，直接參與殺害郁達夫的兩個憲兵便開了小差，從此下落不明。由於鈴木正夫始終不願公開來源者的姓名，而且其對“兇手”均用英文字母表示，鈴木稱他答應過被採訪的兇手不公開他們的姓名，因此也頗受置疑。
據學者推測，之所以日本憲兵在投降後還殺害郁達夫，是因為他當過日本憲兵的翻譯，知道太多內幕，怕在日本人受審時郁達夫作為證人指正他們，故痛下殺手。
其二，可能死於印尼獨立軍之手。日軍投降以後，印尼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很多印尼共產黨人開始捕殺日軍和親日分子。由於郁達夫曾是日軍的翻譯，加上印尼獨立軍與華僑聯絡較少，並不知道鬱的真實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將鬱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獨立分子，鬱很可能被他們殺害。但是，反對者認為，當時郁達夫是上了一輛小汽車之後失蹤的，當時在印尼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車，所以郁達夫不太可能死於印尼人之手。
其三，可能由華僑朋友秘密掩護轉移。郁達夫在印尼華僑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爺公務的華僑組織幫助下秘密轉移，脫離了日軍所控制的範圍。鑑於當時複雜的社會形勢和閉塞的交通環境，鬱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現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於國民黨特務機關之手。這一說法緣於郁達夫本人對國民黨一直心存的忌諱，他害怕國民黨某要員公報私仇，以他為日軍做“通譯”為藉口殺害他。可能這一擔心變成了事實。
1952年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
【抗日】
1937年，郁達夫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被推選為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長，並與楊騷一起擔任《救亡文藝》（日刊）主編。郁達夫在47天內，發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連續8天，每天寫一篇）。後《救亡文藝》引起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和省保安處的驚慌。省保安處派特務破壞，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被迫停止活動。然而，郁達夫仍下定決心，要為抗戰而獻身。他在光祿坊寓所為文學青年程力夫的題詞中寫道：“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次年3月，郁達夫應郭沫若之邀，離開福州赴武漢，參加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的抗日宣傳工作。
1938年12月，郁達夫到達新加坡，主持“華僑文化界抗敵工作團”的工作，同時主編《星洲日報》等報刊副刊，透過撰寫大量宣傳抗日的政論、短評和詩詞，在南洋一帶的華僑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為南洋文化界抗日領袖的郁達夫便開始在南洋的諸多島嶼間不停地轉移。郁達夫很有語言天賦，除了母語外，他掌握了日語、英語、法語、德語，來東南亞以後，又初步掌握了馬來語和印尼語，再加上原先就懂的閩南話和粵東話，語言上的優勢，大大增強了他與外界交流的能力和慾望。4月中旬，他化名趙廉，來到蘇門答臘西部高原的一個叫巴爺公務的小市鎮。
在蘇門答臘，郁達夫被日軍強徵做了8個月的翻譯。一天，郁達夫化裝成工人，乘公共汽車去辦事，在路上遭遇日本憲兵隊的汽車。日軍勒令公共汽車停車，隨後，一群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在一個凶神惡煞般的日軍軍官帶領下衝上了公共汽車。為首的日軍軍官用日語嘰哩呱啦說了一大通，可由於不懂日語，大多數乘客和司機都不知道日軍要幹什麼，一個個被嚇得面如土色。此時，郁達夫緩緩地站了起來，走向為首的日軍軍官。他聽出了日軍只是問路而已，於是他便用流利的日語為日軍指出了道路。這位初到蘇門答臘的日軍軍官偶然遇到這樣一位精通日語的當地人，不免驚喜萬分，他仔細詢問了鬱的名字和地址，舉手敬了一個禮，車就開走了。
兩天以後，駐武吉丁宜的日本憲兵隊找到了郁達夫，軟硬兼施，“邀請”他充當“通譯”。郁達夫思考了幾天，決定把這個條件充分利用起來，以便於從事抗日鬥爭，但他的條件是不領取日本人的報酬。從此，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是一位身兼武吉丁宜日本憲兵隊“通譯”的華僑富商趙廉。
由於郁達夫會說日語，日本人又對郁達夫很是恭敬，印尼當地人都認為郁達夫是日本人的間諜，碰到日本人的那天，當公共汽車到達目的地後，郁達夫去買香菸，當地人非常害怕，都不敢跟他說話。當郁達夫擔任日本人的“通譯”後，當地人對他更是懷疑。
郁達夫在擔任“通譯”期間，經常利用各種機會掩護和支援華僑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動。這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