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半，不瞭解周作人，就不可能瞭解一部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
周建人說哥哥周作人：“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順，不固執己見，很好相處，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無力擺脫控制和掌握。從八道灣製造的兄弟失和事情中，表演得很充分。這似乎純系家庭內部矛盾問題，卻包古著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他從這一點上合魯迅分了手，以後的道路也就越走越遠了。”
徐志摩說周作人：“他是個博學的人；他隨手引證，左右逢源；但見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樣。”
馮雪峰對周建人說，他看過周作人的《談龍集》等文章，認為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
有人說，周作人向來不是一個積極的人，性情溫和，頭腦冷靜，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運動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學”的口號，為新詩鋪路，探索現代白話文的源頭，翻譯國外小說及思想著作，關注婦女兒童問題，擴寬了幾種文章的領域，不愧為新文化運動的一代大師。
陶亢德說，如果以酒來比喻魯迅、周作人兄弟，魯迅“是不加其他飲料的原本威士忌，而知堂翁則是加了點荷蘭水的威士忌而已”。
錢玄同在《新青年》發表《關於新文學的三件要事》一文中說：“周啟明君翻譯外國小說，照原文直譯，不敢稍以己變更。他既不願用那‘達詣’的辦法，借外國人學中國人說話的調子；尤不屑像那‘清室舉人’的辦法，叫外國文人都變成蒲松齡的不通徒弟，我以為他在中國近年的翻譯界中，是開新紀元的。”
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說，中國的文學革命，在建設方面，有兩件事可記，一是“白話詩的試驗”，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後者以“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儘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譯法，近年來很有人仿效，是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
廢名說，他和俞平伯談到周作人時，二人認為，知堂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一個躬行君子。他們從知堂先生可以學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間他們卻學不到他的那個藝術的態度。俞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歷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分的人沒有？”兩人都回答不了。廢名認為，大概只有“漸近自然”四個字能形容周作人。
曹聚仁說：“我對於啟明先生的敬意，不自今自始；他的每一種散文集必比以前一種更醇厚深切，更和我個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勝業，只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張中行評價周作人：小事不糊塗，大事糊塗。
張中行說老師周作人：“在我的師輩裡，讀書多，知識豐富，周氏應該排在第一位。這最明顯地表現在他的文章裡，上天下地，三教九流，由宇宙之大到蒼蠅之微，他幾乎無所不談。”
舒蕪說：如果不僅從周作人的後期歷史來看，而是從他的整個歷史來看，應該說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悲劇，是知識分子命運的悲劇。中國知識分子肩負著中國文化傳統，在國家命運突然面臨著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時，每個人都有一個命運的問題：或是不能克服文化傳統中的消極核心而失敗，一切文章學問，功績成就同歸於盡，這就是周作人的悲劇；或是畢生同這個消極核心戰鬥，魯迅就是這樣譜出了勝利的樂章。
何其芳比較周氏兄弟的文章：“讀著兩人早期的文章，我們就總有著不同的感覺。一個使你興奮起來，一個使你沉靜下去。一個使你像曬著太陽，一個使你像閒坐在樹蔭下。一個沉鬱地解剖著黑暗，卻能夠給予你以希望和勇氣，想做事情，一個安靜地談說著人生或其他，卻反而使你想離開人生，去閉起眼睛來做夢。”
朱光潛說：“周先生自己說是紹興人，沒有擺脫‘師爺氣’。他和魯迅是弟兄，所以作風很相近。但是作人先生是師爺派的詩人，魯迅先生是師爺派的小說家，所以師爺氣在《雨天的書》裡只是冷，在《華蓋集》裡便不免冷而酷了。”
林語堂說周氏兄弟：“周氏兄弟，趨兩極端。魯迅極熱，作人極冷。兩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熱。……每逢語絲茶話，兩位都常來……作人不大說話，而泰然自若，說話聲調是低微的，與其文一樣，永不高喊。魯迅則詼諧百出。”
陳源寫信給徐志摩談及魯迅、周作人兄弟，他說，周作人與魯迅比較起來，“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