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生病？” 她幫艾斯普蘭薩把灰藍睡袍穿上。睡袍洗了那麼多次，原本的藍色已經褪得跟修女的灰袍差不多。穿好睡袍後，他在右邊的口袋裡找到一小包東西，交給了瑪蒂爾德。他對瑪蒂爾德說：“請你回去以後再看這裡面的東西。我受不了你在我面前開啟來看。” 眼淚重新從他面頰上流下來。那個名叫“受難瑪麗”的修女看到這種情形，叫了起來：“哎呀！你怎麼又哭了？”他既沒看瑪蒂爾德，也沒看修女，回答說：“我那天造了一個大罪孽。平常我並不信上帝，可是，我知道我造了孽。我根本就不應該遵守上級的命令。”瑪麗修女聳聳肩，對他說：“可憐的人，你那時候還有什麼選擇？當你把事情講給我聽時，我看到的惟一罪孽，是那些有權有勢人的虛偽作為。” 他跟瑪蒂爾德已經談了一個鐘頭，修女覺得差不多了。他說：“我還沒說完。你能不能不要來吵我們？”她抱怨說今天晚上艾斯普蘭薩一定會覺得很累，然後大家都不得安寧。最後，她嘆了一口氣說：“好吧！不要超過十分鐘。十分鐘後，我會跟那位陪伴瑪蒂爾德小姐來的先生一起回來。他也開始擔心了。” 她轉身離去，雙手把灰袍的下襬稍微拉起來，以免拖在礫石地上，就像一個愛漂亮的姑娘一樣。 這個四十三歲的老頭子重新拾起話頭。他喘著氣，呼吸中帶著從毀壞的肺部中發出的哮聲，好像粉筆畫在黑板上一樣。 ***我沒太多可說的了，可是我最後要說的非常重要。 第一件要說的是，我們回來後第二天，我聽說“黃昏賓果”戰壕的人把對面敵人的戰壕攻下來了，甚至佔領了德軍的第二線陣地。我覺得這多少是個小小的勝利，稍微沖淡了我對那件醜行的罪惡感。我知道這不是什麼高貴的情操，可事實就是這樣。 我先把五個犯人的信都抄了下來，然後把原件分別裝在信封裡，交給我遇到的第一個軍郵官。既然你收到了你未婚夫的信，我想另外四封也應該安全抵達收信人手中。我抄下來的副本現在就在你膝蓋上的小包裡。 幾個星期以後，我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出自法福裡上尉的筆下，我離開他時，他正熟睡，而我離開他幾個小時後，他寫下了這封信。那封信輾轉郵寄，到我手中時已是牧草青青的夏天了。那時，我已遠離可怕的前線，在某個地方鋪鐵軌。我想你一定會跟我一樣非常喜歡這封信。我把信給你，因為我已經會背了。 我幫你準備的小包裡還有一張照片，是我部下趁我不注意時，偷偷拍下來的。那傢伙無論到什麼地方，腰帶裡都掛著那個小玩意兒。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玩意兒替我們那個戰壕###時代留下來的影像，不知道代表了神奇，還是恥辱。如果我們搶了一尊敵人的大炮，或者消滅了一個敵軍，就要拍一大堆照片來紀念我們的光榮。如果我們埋葬了一個戰友，也要好意地拍上一大堆照片留念。拍照的小兵有一個讓他始終耿耿於懷的姓氏，叫普魯士。他一九一七年四月死在一個叫“聖母道路”的戰場上。他去世一年後，我在巴黎見到他的未亡人。她非常痛苦，好像下定決心要去跟他團聚。因此，她把這張照片給了我。 我並不比誰好過。我一到了孚日山脈，跟新隊友在一起，加入了一個新的軍營，就把“黃昏賓果”這件事拋到腦後去了。我只是在某些晚上喝多了老酒以後，會讓這件傷心事把我弄得切齒痛心。所以，我就跟所有的醉鬼一樣，借酒澆愁，醉了就要鬧事，把一切都砸爛。“黃昏賓果”，為什麼叫這個名字？長久以來，我總是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可是我沒有找到答案。 去年，我們第二次想把德軍驅逐過馬恩河時，我在維勒柯特雷地區的森林裡腿部負了傷。他們把彈片從我身體裡一片片拿出來，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胸前戴著醫療身份證明，在某個車站裡等待撤退。就在那個地方，我看到了查多羅，兩個押解犯人到“歌劇院廣場”戰壕的下士之一。他躺在一長排擔架的其中一個上。我能拄著柺杖已經是非常幸運了。他傷在肚子上，傷勢比我嚴重得多。 他蒼白無血色，消瘦得讓我不太敢認他，可是，當看到我俯身觀察他時，他綻開了一個微笑，細聲對我說：“嘿！居然會是艾斯普蘭薩中尉。”我對他說：“好傢伙，如果我早知如此，一定早就讓那些人在原野上逃得不見蹤影。”他聽到我這樣說時，由於我說話的語調，令他想笑而不敢笑，因為笑會讓傷口疼痛，就像我現在一樣。 我當然會問他，我們走了以後，戰壕的情形怎麼樣。他動了一下頭，答覆就跟十八個月前指揮官說的一樣：“瘋狂世界。”接著，他用盡了力氣，撐著半坐起來，用遊絲般的聲音對我說：“他們全都死光了，荒原上的五個，我們的中尉，我的戰友。後來，我們拿下對方的戰壕時，上尉也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