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之恨，不能補天，深自愧悔，乃以史臣自任，自稱古藏室史臣，又稱梅村野史，則其胸懷可知也，其所做之詩，多隱史事”，頗符合《紅樓夢》作者的實際身份。
看來《紅樓夢》中有關明清史事的待發之覆不少。雖然我個人並不堅執研究《紅樓夢》一定要把書中的情節和明清史事具體聯絡起來，但如果有人這樣做了，我想也應該得到不抱偏見的學術同行的尊重。
順著這種觀點，我們來合理假設一下：《紅樓夢》裡賈氏家族隆替興衰的故事，是以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到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左右這一百年的歷史環境為背景的。而公元1744年正是“曹雪芹”開始寫作《紅樓夢》的年份。他顯然從“百年”這個具有歷史輪迴意味的時間概念裡獲致一種“暗示”，因而產生了文學創作的靈感。
這並不奇怪，因為廣義地說，索隱也是一種考證，考證也是一種索隱。誠如黃乃秋在1925年批評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時所說：“胡君雖知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證，顧仍未能出此種謎學範圍……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的情節，與上三派如出一轍；所不同者，三派以清世祖、董鄂妃等，胤礽、朱竹垞等，及納蘭成德等相附會，而胡君以曹雪芹、曹家、李家等相附會耳。”
1。“白馬非馬”重論紅樓：（4）
而脂批也寫道：“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殳荑斬伐，如草木焉”。“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疊代，不免故去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
劉夢溪老師同意紅學家余英時的觀點：“批者引虞子山《哀江南賦序》‘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之語，並深致感慨，應該是指朝代興亡而言的。如所測不誤，則這段批語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興。”
劉夢溪老師許多這類結論與反思，其實也是我們的共同迷茫，無非要論證《紅樓夢》是寫家庭生活的還是寫政治歷史的！如果寫的是歷史，那《紅樓夢》的技法定性就絕非“現實主義”手法！
《陳寅恪與紅樓夢》也提到：《紅樓夢》可以說是一座象徵藝術的寶庫，牟潤孫捕捉到的是一個方面，其他人從不同的角度觀察，還可以發現另外的象徵手法和象徵意義。
劉夢溪老師還對“第四篇 《紅樓夢》第一回與《堂吉訶德》卷首比較研究”進行分析，可是外國讀者從來不把《堂吉訶德》當作現實主義小說來看，作者不是一個現實的人，也不是一個浪漫的人。《紅樓夢》也是如此，看似現實主義描寫生活，其實影射秦淮八豔的，可以說是“青樓夢”，看似落紅成陣，卻是血淚釀成，許多脂批可證！
先說小說三要素之一。《紅樓夢》人物描寫的“一手二牘，一聲兩歌”“一人兩面，分身合身”，真是世界獨創，永遠領先，不理解這一點，永遠是《紅樓夢》門外漢，望樓興嘆而已，你可以把寶玉理解成順治，就明白黛玉如董鄂妃吃暖香丸，寶釵如順治廢后靜妃吃冷香丸，而王夫人，可不是莊太后？你可以理解黛玉是柳如是等秦淮八豔的集合體，而寶玉可不是除了“逃”就是寫字的南明文人，這樣，你就與陳寅恪先生一起看到了明亡清興的“千紅一哭萬豔同悲”！
再說環境描寫，《紅樓夢》看似美豔，卻是輓歌，那黛玉葬花的日期是4月26日，正是揚州十日屠城的開始，大家都知道戲劇的精髓為象徵手法，可見黛玉葬花與史可法身葬梅花嶺是驚人雷同！
再說故事情節，《紅樓夢》並沒有傳統章回小說與現代電視劇一樣的肥皂情節，而是用“散點透視”法描繪那一顰一笑，而在這“顰顰”之中，領悟東施效顰的物件西施顰兒故事，繼而領悟明亡清興！正是脂批經常提到“春秋筆法”，影射歷史，微言大義！
從小說的三要素來看，魯迅先生一方面說“《紅樓夢》一出，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但從學術上被胡適的新紅學誤導，所以沒有看到《紅樓夢》技法已經無意識中具備西方現代小說象徵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等技法特點，認為《紅樓夢》是寫實主義，就沒有完成對《紅樓夢》作者認識的超越！
周汝昌先生說《紅樓夢》之大之高之深是“文化小說”，非常好，但從《紅樓夢》思想境界來說則是“新文化小說”，而從文字技法來看，則和現代派的石濤畫類似，可以稱為“寫意小說”，這也符合中文文學的審美習慣！
曹學是紅學一家之言，豈能搞學術壟斷？紅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