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各種困境的意義？現在有誰可以託付我們的生命、盼望、憂傷？給未來學家？給科學家？給主張科技專政者？給藝術家？給詩人？給教授？給經濟學家？給歷史學家？給政治家？若假定現代人的疏離，其發生之根本原因為人不能夠在科學、科技所塑造的現代世界中看出上帝的臨在（暫不論是何理由造成這個現象），這假定有沒有道理呢？”16即便是喊出“我們殺了上帝，我們是他的謀殺者”的尼采，也不得不用隱喻的方式承認，離棄了上帝，人類的生存將陷入陰沉與怪誕：“太陽已經被消滅了，夜已降臨，天愈來愈黑，我們在無盡的虛無中犯錯。地球鬆脫於太陽，我們被剝奪了所有堅固的支撐，我們前僕後跌，步履踉蹌。”17尼采感覺自己被拋入了孤獨的深谷，再也找不到避難之所了，於是，他警告我們：人所肩負的是人力永遠無法負擔的重擔。
陳希我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尼采的這一警告。他的變態母題，豐富了當代文學對存在的探索，使文學重新站立在靈魂的面前，獲得了提問存在的能力。藉著陳希我的努力，現代人的生存問題再一次強烈地擺在我們面前。也許我們真的需要停下來想一想：我們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我們要從哪裡才能找到拯救的力量？卡夫卡的困境是：有天堂，但沒有道路。陳希我似乎更決絕，在他那裡，天堂與道路均已陷落，人世間只留下了一堆非人的事物，它來自變態的心靈。
人已經不能以正常的人的方式活著了。用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爾的話說，人相對他自己已經完全徹底成問題了。看到這一點之後，我們不禁要問：那些隨同消費社會一同快樂的作家們，他們有什麼理由快樂呢？難道那些精神的重擔，真的可以輕鬆地從我們的肩上卸下？陳希我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自覺地從這些快樂的寫作人群裡抽身而出，獨自在存在的黑暗旅程裡艱難地前行。他的寫作，或許不能給現代人疾病叢生的生存提供拯救的力量，但他至少讓我們看到了存在的疾病本身，看到了現代人的精神傷口，這何嘗不是一種文學的力量？雨果說，人在面對自己的靈魂時，會黯然神傷。今天，我們面對自己的靈魂時，就不僅是黯然神傷了，中間肯定還夾雜著痛苦、絕望和內心的撕裂——陳希我的小說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生動例證。我相信，它的價值，將隨著我們生存境遇的不斷嚴峻而變得越來越顯著。
2005年12月13日改定
（《小說評論》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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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羅衣：變態的廝守，或死亡（1）
最初留意到陳希我是從他的訪談開始。當時就覺得他的邏輯思維很強，很冷靜，且野心勃勃。出於好奇而去看他的小說，《帶刀的男人》、《我疼》、《遮蔽》等等，看得我脊背發寒。他的寫法純粹而另類。另類在於他題材的敏感和下筆的狠毒。他似乎總是惡狠狠地，用刀般鋒利的短句，撕裂生活的幸福表面，去挖出底子的那些臭腐陳瘡。
而給陳希我帶來盛名的是《抓癢》。在小說中，陳希我以寓言式寫作拷問了靈魂的痛楚，思考生命存在的疾病問題，以駭人的虐戀性情節凸顯了當代人面對生活殘忍真相後無所適從的精神狀態，以及心靈的絕望和理想的落空。喻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瘡痍滿目的生存空間。這是一次忠於感覺的“放肆”性寫作，他拒絕道德和社會倫理的評判。這樣的作家，人們的態度有兩極，不是喜歡，就是厭惡。沒有中間過渡。
他說，“這是一部關於夢的小說。無夢時代的夢……這是絕望中的堅守。”小說借婚姻的框架，來展現關於人生狀態的一系列問題。也就是說，它借婚姻的表，來表達人類內在的精神危機。長久以來，我們的文學總要以苦難來書寫人生的困境。比如貧窮、疾病、勞苦。人們普遍認為，所有的不幸，都是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並衍生出來的旁枝，只要消除了貧困，人們就容易獲得幸福。陳希我認為那是一幕假象。他不滿世相的欺詐，而決定以筆來撕開遮蔽，還原真相。
暴虐無處不在
小說以Xing愛作為切入角度，確切來說，是變態的情慾。文章的開篇到結尾都充滿了暴虐性描寫，而且一次比一次殘忍，一次比一次變態。常常在本應溫情脈脈的時刻，作者卻忽然轉筆，將溫柔鄉寫成了暴力場。比如嵇康得知樂果與老張的曖昧關係後，出於妒忌第一次打了她，“你的手在麻麻發疼。出手是那樣的有力，好像積蓄了幾十年的仇恨。被我逮住了！被我逮住了！你歡快地叫著。你的頭腦卻一片空白。輕鬆，虛脫。”樂果出走後的歸家，兩人互相道歉，請求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