髮髻溜出，打著卷兒，垂到她頭頸背後，在穿堂風裡微微飄動。有時，漢娜會穿一身連衫裙，領口開得很低，連她左肩膀上的胎記都可以看得見。這讓我回憶起來我怎麼吹散她項上的秀髮，吻那脖頸，吻那肩膀上的胎記。記憶也不過就是一卷筆錄而已。我其實什麼感覺也沒有。
在審訊的幾個禮拜裡，我什麼感覺都沒有，我的知覺已經完全麻木。偶爾我也會把麻木的感情刺激一下，便極力去想像，漢娜當時如何實施那些被指控的罪行；同時也回想她頸上的秀髮、肩上的胎記，這些都是我從記憶深處挖掘出來的。就像打了一劑麻醉針的胳膊，又被一隻手死命掐著一樣。胳膊不知是手在掐它，手卻發出曾經捏過胳膊的資訊，而神志對這兩者全都無知，混沌一團，不分彼此。但是，只消一會兒，神志就把這兩者分辨得清清楚楚了。也許，是手把胳膊掐得太重太重，掐得肉都發白了。過了好一會兒，血液才重新湧回來，那被捏之處也才恢復血色。不過，這並不能把感覺帶回來。
那麼，是誰給我注射了麻醉劑？是我自個兒注射的嗎？不麻醉我還能###受得下去嗎？麻醉不只是在法庭起作用，麻醉作用也不僅使我能夠把漢娜看成路人；也許有人曾經熱戀過她，並且企望過她，這人我非常熟悉但絕對不是我。麻醉還能夠起到一種作用，讓我成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冷眼旁觀。於是，我看得見自己在大學的所作所為，看得見我如何對待父母、哥哥、姐妹和朋友，在內心我竟然只感覺是置身事外。
不久，我覺得也能在別人那兒發現這種麻木了。只是不包括律師，他們參與整個審判過程，他們風格都一樣，是法律修辭上的好鬥喜勝，是書院學究式的尖酸刻薄，甚至是吵鬧喧譁而富有心計的大膽無恥，並且每人都按照各自###格和政治觀點的不同，加以變通，各盡其妙。實際上，這一審判也已經把他們的能源都消耗光了。一到傍晚他們就身心更疲，聲音更尖。好在，夜裡他們又全都令自己再次充電，第二天早上故態復萌，時而低聲嗡嗡，時而尖聲啊啊，正像二十四小時前一樣。檢察官也很努力地亦步亦趨，日復一日他們堅持著那同樣水平鬥志昂揚的攻擊。可惜也哉，他們卻沒有取勝。首先是因為法庭上展示的事實及其後果簡直把他們給嚇住了，接著，麻木不仁又把他們給鎮住了。至於對法官和陪審團來說，麻木不仁的效果最為嚴重。在審判開始後最初幾個禮拜，他們傾聽著關於恐怖景象的陳述時，還帶那麼點顯而易見的驚恐表情和確鑿無疑的自我剋制，這時，講述者則是時而淚流滿面，時而聲音哽咽，時而義憤填膺，時而又斷斷續續。到後來，法官和陪審團們的面部表情就恢復常態了。他們甚至開始露出微笑，交頭接耳，當某一目擊證人作證有點荒腔走板時，他們還會表示出幾絲不耐煩。可是，當審判中討論到要去以色列出差，以便透過一名女目擊證人取證時，他們就又齊發旅遊之豪興，爭先恐後起來。一聽到新情況總是驚詫莫名的，是那些大學生們。他們每週只來法庭一次，每次都舊夢重溫，可怕的罪行又再次戳進他們的日常生活。我是每天必到，可以用一種超然的眼睛瞧著他們的反應。
《朗讀者》21（2）
集中營的囚犯這個月不知下個月地死裡逃生，怎麼能夠習以為常呢？對新來者的恐懼，他們怎麼能夠漠然視之呢？答案是他們熟視無睹，他們麻木不仁，正如他們每天都得面對屠殺和死亡一樣。所有關於倖存者的文學作品，都談到了這種麻痺病，人只要具有這項本領，生命就可以減縮到就那麼幾件事兒，行為也會變得冷漠無情、肆無忌憚，煤氣毒死、爐子燒死也都成了家常便飯。在罪犯們的交代當中，雖然寥寥數語，煤氣室和焚燒爐乃是日常風景，罪犯們自己的生命也減縮成了就幾種功能，完全是毫無顧忌，冷血動物，冥頑不化得就像吸飽了毒、喝醉了酒一樣。在我眼裡，這些被告現在還是、也永遠將是深陷麻醉之中，在其中已經多少變做了化石。
那時，我一旦深究這種鋪天蓋地的麻木不仁，也就同時深挖出一件事實，那就是它不但沉沉地壓在犯罪者和受害者身上，即使是我們所有人，我們的法官、陪審團、檢察官或者書記員等等，他們天天要面對這些事實，也深受影響。當我就此對罪犯、受害、死者、生者、倖存者、生哀死榮者等等進行比較時，我沒有好受過，即使現在我也不好受。
對前後這兩群人究竟是否可以進行對比呢？我在一份報告裡曾經對兩者進行了一些比較，我 總是強調，罪犯們是被強迫到集中營去執勤的？還是出於自願去的？受害人是自己###受###，還是也施加於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