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繼承者：
如果我告訴您，我現在枕著一圈大蒜頭睡覺，我雖是無神論者，卻在戴著一個項鍊，上面有金色的十字架墜子，您是否不會感到那麼困惑？當然，我沒有這樣做，但如果您願意，您儘可以去想象那些各式各樣的護身符。在智力上，在心理上，它們都其對等物。至少，我日夜堅守著後者。
讓我繼續講述我的研究：是的，我去年夏天改變了我的旅行計劃，到了伊斯坦布林。促使我改變行程的是一張羊皮紙。我跑遍牛津大學和倫敦，尋找所有與我那本神秘的空白書上那個德拉庫拉有關的資料。為此我做了一捆的筆記。
在我離開希臘出發的前夜，我真地是想要放棄這毫無意義的研究，事實上，就在我把乾淨的襯衣和舊太陽帽放進旅行包時，我還突然有了一種要向命運低頭的感覺，我幾乎就要放棄所有這一切了，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時候。
然而，我做事總喜歡搶在時間的前面，所以那天我在睡覺起來去趕早班火車之前還有點兒時間，最後一次去圖書館的珍本室，它到九點才關門。那裡有份檔案我想碰碰運氣（儘管我懷疑它會給我的研究帶來光明）。在奧斯曼這一詞條下有份材料我覺得剛好是屬於弗拉德·德拉庫拉生活時期的，我看到那裡所列的文獻大都是中世紀到十五世紀晚期的。
我毫不費勁地找到放在盒子裡的檔案，裡面有四、五份被平整了的、不長的羊皮紙卷，是奧斯曼人手工製作的，都是十八世紀捐獻給牛津大學的禮物。每捲上標的都是阿拉伯文。文獻最前面的英文介紹顯示裡面沒有我要找的東西。我嘆了口氣，把那些羊皮紙放回到盒子裡去，這時，最後一卷的背面上有樣東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份簡短的清單，是薩拉熱窩和斯科普里呈送蘇丹的官文，背面是一通隨意的塗畫，古老的塗畫，好像是一張開支的清單——買的東西都記錄在左邊了，價格寫在右邊，用的是一種我看不明白的貨幣單位。“ 獻給蘇丹五百頭山獅，45，”我繞有趣味地念道。“ 獻給蘇丹兩根金寶石腰帶，290。兩百張羊皮，89。”看到最後一條，我手裡捧著羊皮紙，不禁毛骨悚然：“ 龍之號令的地圖和軍事記錄，12。”在它下面標有一個幾乎要被抹去的年份，卻烙印在我腦海裡的：1490年。
我記得，1490年龍之號令已經被奧斯曼帝國擊垮。根據傳說，這時弗拉德·德拉庫拉已經埋在斯納戈夫湖有十四個年頭了。和那些寶石腰帶和羊皮相比，龍之號令的地圖、記錄材料或者它的秘密實在是便宜。也許它們是商人最後順手買來的，這裡的這個商人是不是一個巴爾幹旅行者，能寫拉丁文，會說一點斯拉夫語或者從拉丁文衍生的某種方言？不管他是誰，我都祝福他腳下的塵土，因為他記下了這些開支。
我走去服務檯，管理員在檢查一個抽屜。“ 對不起，”我說。“ 你們這裡是否有按國別分類的歷史檔案目錄？比如說，土耳其的檔案？”
“ 我知道您在找什麼，先生。大學和博物館有這樣的清單，但肯定不完整。我們這裡沒有，但中心圖書館的服務檯可以給您。他們早上九點開門。”
我記得去倫敦的火車十點零四分才開。我只要大約十分鐘就可以研究所有的可能性。如果在這些可能性當中出現了蘇丹邁米德二世或者他的繼任者的名字——那麼，我也不一定非要急著去看希臘的羅德斯雕像。
非常痛苦的，
巴託羅米歐·羅西
牛津大學三一學院
1930年12月13日
時間好像在那個高穹頂的圖書館大廳停滯了，儘管我周圍人流如故。我讀完了整封信。那一疊下面還有四封。我正在考慮是否要收起所有的東西回家繼續看，這時，一個年輕的女士走過來，坐在了桌子對面的椅子上。我看到那女人手裡拿著的書。她在翻閱書的中間部分，手邊放著筆記本和筆。我驚訝地看了看她的書名，又看了看她，然後再看看她放在旁邊的一本書。然後，我繼續盯著她的臉。
這是一張年輕的臉，但又好像略為顯老，眼角有點皺紋，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鏡子裡看到的一樣，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個不知疲倦、拚命工作的人。於是我知道她一定是個研究生。在這尋求種種知識的地方，她讀的書——我又看一眼，又一次驚訝不已——是《喀爾巴阡山記的》，而她深色套頭衫袖子壓的是布蘭·斯托克的《德拉庫拉》。
“ 對不起，”我連忙說。“ 您的書——我是說，您在讀的這本書——很吸引人。”
她不理會我，聳了聳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