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居之府而名，為藏精系
胞之物；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為出納腐熟之司。蓋一以體名，一以用名。”
命門藉助於三焦，“下通二腎，上通心肺，貫屬於腦。”《奇經八脈考》中，
李時珍還論定：命門“與衝、任、督三脈相通”。這些論點基本上奠定了獨
立發展的命門三焦體用學說的理論基礎。
李時珍關於命門學說的新見解和命門三焦體用關係的理論，廣為後世醫
家所接受，影響深遠。醫家趙獻可（15501625）寫《醫貫》（1617）更以命
門、三焦學說作為貫通全書的基本理論，從疾病的病機分析、診斷、治療法
則，到立方遣藥，無不以命門三焦學說為基本指導思想。著名醫學家張景嶽
（1562——1639）著《類經附翼》，亦大大發展這一學說。指出：
“命門，屬兩腎之間，即人身之太極。由太極
以生兩極，而水火俱。”
——《類經附翼》
張景嶽繼承李時珍命門乃“生命之原”的觀點，申論命門為“人身之太
極”。並以水火對立統一觀點，闡述“太極”對生命的極端重要性。他申論
說：“三焦者，五臟六腑之總司。”“命門者，為水火之府，為陰陽之宅，
為精氣之海，為死生之竇。若命門虧損，則五臟六腑皆失所恃，而陰陽病變
無所不至。”（同上）可以說：《內》、《難》提出的命門學說，經過李時
珍、張景嶽等人的闡發，乃成為獨立發展的醫學理論，在中國傳統醫學中，
成為值得進一步闡發的重要課題。
四、發展“十劑”思想
十劑，是藥物學的專門術語。它是對藥物和方劑按其效能進行分類的原
則。十劑指的是：宣劑、通劑、補劑、洩劑、輕劑、重劑、澀劑、滑劑、燥
劑、溼（潤）劑。這一藥物、方劑分類原則，創自北齊醫藥學家徐之才，唐
朝陳藏器對它作了發展，歷代醫藥家多有遵循。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列上專門條目，對十劑思想作了重大補充、
糾正和發展。
首先，對“十劑”作了創造性解釋。他不再從狹義的分類原則去理解，
而將其當作辨證論治的準則。透過十劑思想使辨證原則與施治原則緊密結
合。當一種病證被確定後，可遵循十劑原則，考慮相應的施治方案。十劑思
想，實際上在李時珍那裡已成了一種醫藥結合的總體思維模式，大大提高了
十劑的臨證應用價值。
由於李時珍改變了十劑的價值觀，從而對徐之才、陳藏器以來的十劑思
想，在不少地方作了重要發展。如宣劑，徐之寸只謂：“宣可去壅，生薑、
桔皮之屬是也。”這是說，生薑、桔皮一類的藥稱為宣劑，它的效用在於去
壅，如此而已。李時珍從醫理上加以闡發，首先闡明患壅的原因，然後論宣
的作用。他寫道：“壅者，塞也；宣者，布也、散也。鬱塞之病，不升不降，
傳化失常，或鬱久生病，或病久生鬱，必藥以宣佈、分散之。”這裡表明壅
是指鬱塞之病，這種病的產生，是由於不升不降，傳化失常。起因有二，或
鬱久生病，或病久生鬱。所以當以藥宣之。鬱塞之證有六種，氣鬱、火鬱、
溼鬱、痰鬱、血鬱、食鬱。鬱證型別不同，所用宣劑亦有區別。不特如此，
氣鬱有“有餘”與”不足”之別，火鬱、溼鬱等，各有“微”發與病“甚”
之別，施用宣劑還當具體分析。鬱證微發，與鬱證已甚，由於程度不同，所
用宣劑不可一律。他說：“氣鬱有餘，則香附、撫芎之屬以開之；不足，則
補中益氣以運之。火鬱微，則山梔、青黛以散之；甚，則昇陽解肌以發之。”
他堅持樸素辯證法思想，對病證作具體分析，宣劑的功效也就更清楚了。他
對通劑、補劑、重劑、滑劑等都作了重要的補充、發揮。
再次，匡正十劑思想中的謬誤。
以往的十劑思想，有些地方論述並不正確，以致歷代醫家不得其解。李
時珍結合實踐經驗，考證前人論述，對溼劑、輕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