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七領導的起義，
聲勢最為浩大，他們的戰鬥口號：“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
重開混沌之天。”（《皇明資治通紀》卷三十三）起義軍轉戰於黃河、長江
下游各省，“縱橫數千裡，所過若無人。”（同上）農民礦工的起義，一再
說明明王朝封建統治已面臨空前危機，必須改弦易轍，重新整理吏治。
在社會政治危機激發下，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掀起了一場政治革新
運動。張居正（1535—1582）是這一改革的核心人物。他是湖北江陵人，穆
宗隆慶元年（1569）入閣，神宗萬曆元年（1573）為首輔。在他主持內閣期
間，順應歷史發展，實行了一系列社會政治改革，使明代中葉的社會，一度
出現中興氣象。首先，整頓內政，裁減冗官，節約財政開支；整頓郵傳與銓
政；杜絕結黨營私。做到“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強公室，
杜私門”。（《明史·張居正傳》）為了打擊豪門，改變土地高度集中所造
成的弊端，他厲行清丈全國土地。萬曆六年（1578）開始清丈，數年完成。
清丈出被勳戚、豪強、軍官隱沒的莊田、屯田共700 餘萬頃。這一措施，“在
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為未便”。（《張文忠公全集》，《答應天
巡撫宋陽山論均田足民》）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改革賦稅制度。萬曆九年
（1581）在全國推廣“一條鞭法”，目的在平均賦役。原來實行的是按戶、
按丁派役政策，地方豪紳紛紛蔭庇戶口逃避賦役，將全部賦役重擔轉嫁於無
地少地農民。一條鞭法，改為按丁按糧派役，或丁六糧四，或丁四糧六，或
丁糧各半。再同夏秋兩稅和其他雜稅合編為一條，無論糧食、差役，一律改
為徵銀。使無地、少地農民，減輕丁役負擔。這樣使萬曆初年，政府收入大
為增強，太倉之粟，多達1300 餘萬石；國庫之銀，存六至七百餘萬兩。（《明
史·食貨二》）近20 年間，階級矛盾有所緩和。張居正更重視發展農業生產，
重用治河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疏通運河，為發展農業生產創造條件，
使得“田廬皆盡己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張文忠公全集》，附錄
《行實》）
明代中葉，封建經濟仍以自然經濟為主。但商品經濟在江南地區有了顯
著發展，為資本主義萌芽準備了良好條件。當時手工業相當繁榮，冶鐵、鑄
鐵、造紙、印刷、製造瓷器，都達到空前規模，特別是絲織業和棉紡織業發
展更快。“以機為田，以梭為耒”已成為江浙某些地方的社會風氣，居民“盡
逐綾綢之利，有力者僱人織挽”（《吳江縣誌》卷三十八，《生業》）手工
業分工已很細密，鍊鐵業中，有煽者、看者、上礦者、取礦砂者、煉生者，
“各有其任，晝夜輪番。約四五十人。”絲織業中，有車工、紗工、緞工、
織工；織綢分打線、染色、改機、挑花等工序。社會分工的加強，是工場手
工業生產的標誌之一。商品經濟的發達，促進了商業城鎮的興起，貨幣流通
的加快，這又為從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轉化創造了條件。同時城市工商業的
繁榮，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也起了促進作用。李時珍的科學創造，受到當時
社會經濟條件的刺激，更受到明代中後期文化思想領域掀起的革新思潮的鼓
舞，從而他能衝破封建制度造成的重重障礙而取得卓越成就。
二、 16 世紀中國的科學文化
李時珍的科學創造植根於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歷史上任何重大科
技發展，都不可能脫離當時科學文化發展的基本軌跡。剖析明代中葉的文化
思想背景，特別是當時哲學思想、文學思想和科學思想的基本概況，對於理
解李時珍學術思想的產生，不無重要意義。譬如一顆幼苗要長成參天大樹，
不能離開它生長的整個自然生態環境一樣，李時珍的成長，是受當時整個文
化氛圍制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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