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不為他所害。朝臣、宦官相互傾軋，無有寧日；國事混亂，無人過
問。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而嘉靖皇帝則成天忙於拜神、煉丹、求仙。上
行下效，全國一派烏煙瘴氣。明代中葉的經濟狀況更不如前。當時嚴重問題是土地高度集中。王公貴
族大肆霸佔上地，農民紛紛破產。勳戚、宦官原來都有莊田。莊田的數量一
年年擴大，到明中葉，已大大超過前代。弘治時期（1488—1505）。京畿的皇
莊只有5 座，佔地18000 餘頃；到正德年間（1506—1521），皇莊擴充到36
座。佔地達37000 多頃。（《皇明經世文編》卷二○二，夏言《查勘報皇莊
疏》）皇親國戚、宦官、軍官四處掠奪土地，巧取豪奪之風，遍及州縣。弘
治年間，順天府莊田共332 座，佔地33000 多頃；到正德十六年（1521 年），
由順大府延至北直隸，莊田佔地已達209000 餘頃。奸相嚴嵩一家，在北京附
近有莊田150 餘所，又”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明
史》卷二一○，《鄒應龍傳》）嚴嵩原籍袁州府，該府四縣之田，十分之七
被他侵佔。（《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二九，《申逆罪正其刑以彰天討疏》）
當時，豪紳地主的土地“阡陌連亙”，往往“一家而兼十家之產”。廣大農
民喪失土地，淪為佃戶，“佃富人田，歲輸其租”，每畝收成只得數鬥，而
所交地租卻高至一石二三鬥。“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高利貸者，
乘機盤剝農民，利息高達四、五倍。不少農民賣了田地，仍需上稅，造成“產
去稅存”局面。（《日知錄集釋·蘇松二府田賦之重》）當時流行的民謠說：
“一畝田無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
（《廣治平略·輿地篇》）地主剝削農民敲骨吸髓，相當殘酷，無異於”奪
泥燕口，削鐵針頭；鷺絲腳上剝精肉，蚊子腹內刮脂油”。
農民除了忍受地租剝削，還要遭受差役之苦。明憲宗時給事中丘弘曾指
出：“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閒人戶亦令出銀。故一里之中，甲無一戶之閒，
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甚至一家當三五役，一戶遍三四處。”（《明憲
宗成化實錄》卷三十三，成化二年八月）正德之後，除了銀差，又徵力差。
為了逃避差稅，農民被迫流亡四方，成為無業流民，因此，全國戶口大大減
少。明初永樂年間（1403—1424）全國戶口有2000 萬戶，到弘治四年（1491）
只剩下900 餘萬戶，不足永樂時三分之一。農民流亡後，地主為了逃避地稅，
大肆隱瞞土地。明初全國有土地850 餘萬頃，到弘治十五年（1502）只有422
萬多頃了。有的地區，人口“逃亡過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大量土
地被拋荒，農民背井離鄉，逃亡他鄉，扶老攜幼，露宿荒野，以野菜樹皮維
持生活，拋妻賣兒，慘不忍睹。
農民破產，人口流亡，土地拋荒，造成政府財政危機。嘉靖年間，政府
每年收入僅200 餘萬，還不及全年支出的二分之一。只好向人民“加派”。
嘉靖三十年（1551）明政府在南畿、江浙等富裕州縣開始實行“加派”，年
增賦百二十萬。後來巧立加派，名目繁多，有“箕斂”，“派括”、“箕稅
契”，“折民壯”、“提編”等。（《明史·食貨·賦役》）農民不堪重負，
為生活所迫，只好鋌而走險。明中葉以來，農民、流民起義，礦工、織工暴
動，連綿不斷。順天年間（1457—1464），劉通、石龍等起義於湖廣房縣，
轉戰於四川；成化年間（1465—1487）李原起義於湖廣荊襄地區，群眾達百
萬之眾。後又有福建佃農丘隆起義。廣西瑤族壯族農民起義。15 世紀中期，
以鄧茂七為首，農民、礦工聯合起義，自號”剷平王”，主張“鏟主僕、貴
賤、貧富而一之”。16 世紀初，正德五年（1510）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