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點本第一冊，第63 頁）這就是關於燥
劑的“常”與“變”的諸種關係。各項具體措施必須建立在具體分析的基礎
上，困人而異。人們只有對同類病證有廣泛的認識，才能從中概括出一般規
律。“十劑”、“四時用藥例”，都是屬於藥理之“常”。《本草綱目》中
所列的經方、時方、驗方等，是在“常”理指導下的具體運用。名醫辨證論
治，正是執常以應萬“變”，萬變不失其“常”，堅持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
思維方法。
李時珍用常變統一思想論藥，指出藥理有常，用之則千變萬化。藥有五
味、四氣，這是藥物的“本性”，它是一定不變的，是為“常”。不同配伍，
可以產生千變萬化的方劑，這就是它的“變”。七方、十劑固然有其常則，
對於人體的功效或補或瀉，因人而異，更不可執一。故李時珍說：“甘緩、
酸收、苦燥、辛散、鹹軟、淡滲，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變也；其或補或瀉，
則因五臟、四時而迭相施用者也。溫涼寒熱，四氣之本性；其於五髒補瀉，
亦迭相施用也。”（《五臟五味補瀉》校點本第一冊，第78 頁）
《神農本草經》謂藥有“七情”，不只相須、相使者可以同時使用，相
畏、相殺者，相惡、相反者也可同時使用。李時珍指出藥物的配伍，“有經
有權，在用者識悟爾”。（校點本第一冊，第66 頁）如果醫家對相畏、相殺、
相反的藥物，一概拒絕配合使用，那就是株守常格而不識權變的庸醫。李時
珍引用陶弘景的話論述這一思想說：“凡檢舊方用藥，亦有相惡相反者。如
仙方甘草丸有防已、細辛，俗方玉石散用栝萎、乾薑之類，服之乃不為害。
半夏有毒，須用生薑，取其相畏相制也。”“牛黃惡龍骨，而龍骨得牛黃更
良，此有以制伏故也。”（校點本第一冊，第46 頁）這都是“有經有權”的
典型方劑。堅持這種觀點論藥。可謂得其樞要。
某些藥物治某些疾病有特效，人們因其有特效而忽略其適應範圍，結果
往往出亂子。
紫草，味甘鹹而氣寒，其功效長於涼血、活血、利大小腸，人心包絡及
肝經血分，是治痘疹的良藥，這是它的一般性。但在投用的時候務須慎重考
慮其特殊條件。李時珍說得明白：“痘疹欲出未出，血熱毒甚，大便閒澀者
宜用之：已出而便閉者，亦可用。若己出而紅活，及白陷，大便利者，切宜
忌之。今人不達此理，一概用之，非矣。”（《紫草·發明》校點本第
二冊，第763 頁）只知紫草治痘疹的共性，不顧患者痘疹已出未出，大便或
閉或利的特殊情況，死守教條，違背通權達變的原則，是容易壞事的。
石膏，氣味辛，微寒。主治中風寒熱、頭痛身熱，三焦大熱，肺熱胃熱，
中暑潮熱等。其性之常，在於祛熱。然而臨床用之祛熱，則或效或不效，其
中大有文章。《名醫別錄》載，睦州楊家女，病骨蒸，內熱外寒，眾醫不治，
某名醫用白虎湯（以石膏為主藥），一劑而熱除。廣濟林某年50，病痰咳發
熱，某醫家囑用石膏，熱未除而咳益頻，終至不起。李時珍根據這一正一反
兩個醫案總結道：白虎湯祛熱，“此皆少壯肺胃火盛，能食而病者言也；若
衰暮及氣虛血虛胃弱者，恐非所宜”。林某服之病至不起，“此蓋用藥者之
音也”。（《石膏·發明》校點本第一冊，第545 頁）只知石膏能去熱，不
問患者年歲少壯，胃氣盛衰，一概用之，正是知常不知變的瞀瞀者。
二賢散，由桔皮、甘草、鹽花合成，朱丹溪變更為潤下丸。冶一切痰氣
有特驗。如果只知二賢散治痰氣的常理，而不達其變，不免受害。李時珍指
出：此劑“惟氣實人服之相宜，氣不足者不宜用之也。”（《黃桔皮·發明》
校點本第二冊，第1788 頁）這說明欲知藥物對患者當用不當用，須先別患者
氣之虛實，此之謂常變結合。二賢散如此，他劑何獨不然。
在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