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氣”有盛衰之分，“治法”當少壯有別，這是一般原則，通權達變，全
在醫家臨證具體運用。李時珍結合自己的豐富經驗，對以上原理，體會良深。
關於常山蜀漆的應用，即是一例。
常山、蜀漆，有劫痰、截瘧之功，為治瘧要藥。李時珍認為，儘管是常
用要藥，使用時也不可掉以輕心。因為同樣是瘧，病原卻大有區別。“有六
經瘧，五臟瘧，痰溼，食積，瘴疫鬼邪諸症。”但就總體而論，“無痰不作
瘧”。常山、蜀漆於“驅逐痰水”正有特效。“用之得宜，神效立見；用失
其法，真氣必傷。”李時珍認為應用常山蜀漆劫痰截瘧，須在發散表邪及提
出陽氣氣之後，“須分陰陽虛實，不可一概而論也”。（《常山·蜀漆·發
明》校點本第二冊，第1151 頁）這一論述表明：常山、蜀漆可截瘧，此乃藥
之常性；但瘧有諸類，患者有陰陽虛實之別，此事之“變”。常變結合，因
人施治，這才符合辯證法原則。
患者有貧富差別，生活條件大異，致病原因諸多不同，病當因人而治。
李時珍引用張仲景的論述來闡明這一思想說：“土地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食
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問，歧伯舉四治之能。且如貴豪之家，形樂志苦
者也；衣食足則形樂而外實，思慮多則志苦而內虛，故病生於脈，與貧下異，
當因人而治，後世醫者，委此不行，所失甚矣。”（校點本第一冊，第52
頁）
人們的臟腑稟賦不齊，身體素質不同，一般常理，在有些人難免出現例
外。附子乃毒藥，非危病不可用。有的人只服用少量，即發熱不堪；可是也
有人長期服用而健康異常。李時珍舉了兩個具體事例，證明這種例外性。一
是荊府都昌王，”體瘦而冷，無他病。日以附子煎湯飲，兼咀硫黃，如此數
歲”。二是蘄州衛張百戶，“平生服鹿茸、附子藥，至80 餘，健康倍常”。
根據這些特殊事例，李時珍得出結論說：“若此數人，皆臟腑稟賦之偏，服
之有益無害，不可以常理概論也。”（《附子·發明》校點本第二冊，第1162
頁）
一劑方藥不能治眾人之病，眾病不可以一理概論。常其所常，變其所變，
常與變的辯證統一，乃神醫妙術之絕奧，故李時珍十分推崇寇宗爽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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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心不同， 臟腑亦異。欲以一藥通治眾人之病，其可得乎？
——校點本第一冊，第52 頁
“病當別論”，“理當別藥”，強調對具體病證作具體分析，區別對待。既
堅持一般原則原理，又區別特殊情況，這叫守“常”而迎“變”。企圖“一
藥通治眾人之病”，是不通常變的庸醫。
苦參、黃檗，皆能補腎，在於二藥之苦能燥溼，寒可除熱，這是一般的
原理。但運用之時，尤須斟酌情況。若不看患者的特殊情況，一概而論，是
會害人的。李時珍指出：苦參、黃檗補腎，“惟腎水弱而相火勝者，用之相
應；若火衰精冷，真元不足及年高之人，不可用也。”這就說明常中有變。
運用苦參黃檗，本意在於補；如不通常變原理，本求滋補延壽，反致促其夭
亡。根本原因正如《素問》說：”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攻，久而增氣，物
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李時珍引用王冰的觀點，進一步闡發道：
“久服黃連、苦參而反熱者，此其類也。氣增不已，則髒氣有偏勝，偏勝則
髒氣有偏絕，故有暴天。”（《苦參·發明》校點本第二冊， 799 頁）本
為滋補，反遭“暴夭”，豈不可悲？
十劑之中，有所謂“燥劑”，其功效在於去溼。李時珍首先分析了溼的
型別，指出“溼有外感，有內傷”。因此，逐溼採用的燥劑，可分以下數種。
“風藥可以勝溼，燥藥可以除溼，淡藥可以滲溼溼而有熱，苦寒之劑燥
之；溼而有寒，辛熱之劑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