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大軍的呼嘯聲中消亡更替。
民族矛盾和階段的轉換更替是少數民族政權和漢族王朝角力中一個非常重要而有趣的現象。少數民族政權往往發端於漢族王朝興盛時期，興盛於漢王朝國內階級矛盾激化之時，他們在漢族統治者無暇他顧時，可以取得發展機遇，趁機壯大自己，並利用漢族王朝階段矛盾激化時揮師南下，逐鹿中原，這時候民族矛盾又常常轉化為主要矛盾，漢人在大多數時間都能“兄弟鬩牆而外禦其侮”，能夠一致對外，保衛北方疆土。然而為時已晚，承平日久，軍紀懈怠，長期養尊處優的漢族軍隊哪裡是剽悍的遊牧民族的對手，軍事上的失敗幾乎是必然的，這也可以說，遊牧文化對農耕文化的暫時勝利，幾乎是歷史註定的結局。
於是，政權對峙出現了，之後，少數民族政權一鼓作氣，統一了中國。他們一開始總是勵精圖治，天下承平，民族融合得越快，少數民族對漢文化的接受越徹底，則民族矛盾弱化得越快。就像反清復明的鬥爭一樣，在康熙平定三藩、收復臺灣、實行滿漢融合政策之後，這些昔日此起彼伏的反清鬥爭，已經再也成不了氣候了，人心所向的，已經是大清君王了。再之後，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實質上還是漢文化的統治，他們已經徹底融入了漢民族，漢族人為主的統治集團成了他們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於是，又是階級矛盾的積累和激化，又一輪的王朝更替。
可以說，漢族王朝的階級矛盾激化給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那些多年發展羽翼豐滿的政權抓住了這個良機，就可以實現問鼎中原的大業，而能抓住這些歷史機遇的並完成大業的，都是能左右歷史航向的一代英豪。但他們能成就帝王之業，能勵精圖治建立一個強大的王朝，卻未必能保證自己的子孫在盛世之下一樣能戰戰兢兢地匡扶祖業，未必能保證跳出漢王朝更替的歷史迴圈。
武打江山，文治天下。少數民族政權在入住中原之後，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放棄“馬上治天下”的思路，下馬入宮，任用漢族人才為官，依靠漢族官僚集團來維護政權穩固。同時，他們也無一例外地放棄了本民族的遊牧文化，基本上是毫無保留地接受先進的漢族文化，甚至連生活習俗也一併改掉，魏孝文帝甚至連自己的姓氏也改為漢姓。漢文化是維繫中國社會延續的共同價值理念，也是統治集團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嚴密體系，沒有了這個，少數民族政權無法取得統治和合法性，也無法解決統治天下的“技術”問題。因此，只能接受，而且還要無保留的接受，接受得越徹底，其統治就越有力——對比元和清，這一點尤為明顯。
只是，在接受的同時，他們也就註定了自己被漢文化同化的命運，接收了若干年後階級矛盾的激化，接收了中國歷史朝代更替的宿命。漢文化——不知道是他們的幸運符，還是他們覆滅的讖符？
有人說，清朝其實是反對滿漢融合的。不錯，雲錚也同意這個看法。然而他同時還了解到一點，就是一個民族的根基，在於其民族特有文化，那滿族再怎麼在血緣上不願意與漢族融合，可實際上早已經被漢族融合得沒了根了。
其實，北方少數民族一次一次的進入中原，從客觀上加強了民族融合，從而一步一步形成了新的漢文化。這個“新”漢文化的“新”字很重要，後世很多人總是喜歡強調漢族的純淨性，其實這個問題老祖宗們就解釋過，就是本書前文所提到過的“何為中華”的問題，雲錚的態度是，只要積極接受漢民族文化，而且融入了漢民族當中，那就是真正的中華民族。
要知道，漢族也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也不是純淨無比的，也是在遠古經過黃帝和炎帝的部落合併，商周和周圍的夷，狄，蠻，胡融合，春秋和北方的林胡等少數民族合併從而一步步形成了漢民族。簡單一點說，這個民族的血統從來就沒有“純”過。各位，這不是養馬養狗，血統純正有什麼用？重要的是文化內涵。
關於漢族，雲錚自然不是民族史專家，但稍有些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漢族從來就不是單一純粹的民族，漢族是世界上包容能力同化能力最強的民族，漢民族的偉大恰恰在於它海納百川，不拒溪流，它張開胸懷吸納包容了很多少數民族（大多被傳統史家稱為蠻夷的民族），與他們融合、通婚，最後變得毫無二致，不分彼此，成為一家。如果漢族一開始就拒絕接納其他民族，漢文化拒絕其他落後的遊牧文化和邊緣文明，那麼很可能到今天，漢族還是一個囿於黃河流域和中原地區的民族，中國的疆域還是侷限在中原地區。
民族自豪感決不能和狹隘民族主義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