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大的差別之下，前方指揮官就應該按照總參的計劃執行……這個，就叫戰前參謀規劃。”
雲逸倒抽一口涼氣：“這麼……這麼嚴格，我瞧總參日後肯定命苦。”
雲錚呵呵一笑：“總參的工作自然比較複雜，而且對軍事素養要求非常高，這就需要總參的軍官一定是我北疆最優秀的一批。我希望日後的總參，有一些是從雛鷹學院出來、在總參實習的學生，有一些是從各軍調回的經驗豐富的軍官，還有一些則是在各軍優秀的非嫡系軍官加入總參提高能力……總而言之，總參必須是一個我北疆最優秀的軍官團。”
雲逸點點頭，但面色有些沉重，他發現建立總參這個任務，還真是不輕。
雲錚也知道總參謀部的建立和讓其真正有效執行難度很大，但他認為這樣做很有必要。
中國曆來有謀士，但謀士的作用相比雲錚心目中的總參，差距太大了。在雲錚看來，只有後世的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那才是真正的總參。
普魯士總參謀部的雛形出現於17世紀中葉。1640年，勃蘭登堡——普魯士大選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組建部隊時，仿效當時倍受推崇的瑞典軍隊，組建了一個軍需總監部，這便是最初的總參謀部。當時，軍需總監部的主要職責是，擔負工兵勤務、選擇行軍道路和宿營地、構築陣地等任務。到弗里德里希大王時代，軍需總監部又增加了傳令、為行軍部隊指路、以及為將帥們起草報告和文書的任務。在第一次瓜分波蘭的作戰中和1778年的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中，軍需總監部又接受了後備部隊的計劃和領導工作，成了國王的得力助手。
到19世紀初，由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澤瑙等人領導的“軍事改革委員會”，在改善總參謀部的職能和確立其地位的鬥爭中，作出了巨大貢獻。“軍事改革委員會”的成員馬森巴赫上校，於1801年和1802年先後起草了一份軍需總監部勤務規定和兩份有關條陳，闡述了對總參謀部的組織、職能和任務的設想，因此被稱為組建普魯士總參謀部的思想先驅。
在條陳中，馬森巴赫要求在和平時期就組建一個常設的總參謀部作為計劃中心。他要求在和平時期應將總參謀部的工作按三個作戰區域即奧地利、俄國和法國，劃分為三個工作單位，分別擬製各自的作戰計劃。他還要求，平時參謀人員應進行經常性的旅行訓練，藉此勘察預想戰場的地形；駐外武官提供有關情報和預測；總參謀部與部隊之間進行人員交流。最後他要求，將來的總參謀長有權直接向最高當局呈送報告，並將此視為總參謀長的最重要的權力。
當時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曾給馬森巴赫的建議以支援，並著手進行軍需總監部的改組工作。沙恩霍斯特提出的設想更接近於現代總參謀部。他建議組建一個“軍隊總參謀部”，下設4個處。分別負責戰略戰術、軍隊內部事務、補給、炮兵和彈藥事務。1817年，普魯士正式使用“總參謀部”這一稱謂。但它的地位和職能還遠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總參謀部。
總參謀長馮·米夫林元帥在其任職期間（1821…1829年任總參謀長），注重對總參謀部軍官進行系統訓練，尤其在測繪方面；重視旅行訓練，並建立了相應的機構；發展了沙盤作業；強調戰史研究；加強了對鄰國軍隊的觀察。米夫林的繼任者威廉·馮·克勞澤內克將軍（1829…1848年任總參謀長）除了繼承其前任的工作外，還曾在1834…1835年考慮過鐵路的作用，但沒有對其進行深入和持續的研究。毛奇的前任卡爾·馮·賴赫爾將軍（18481857年任總參謀長）尤其注重對總參謀部軍官的培養和選拔。他規定，從事總參謀部勤務的軍官必須在普通軍事學校學習三年，在測繪局工作三年，夏季從事野外測繪勤務，冬季從事軍事科學工作。
賴赫爾十分注重新技術在軍事中的運用。1848年，即在他任總參謀長的第一年，便將後膛槍引入普軍。1855年，他起草了一份關於國內外鐵路運輸能力的報告，將鐵路納入展開和作戰計劃之中。在賴赫爾與戰爭部長博因的合作下，總參謀部的特殊地位逐漸顯露出來：總參謀部軍官可以在總參謀部內晉升；自1843年總參謀部軍官的軍服有了有別於其他軍兵種的特殊標誌。
毛奇任總參謀長期間，在其前幾任成就的基礎上，對總參謀部進行了改造，並以他個人的超凡才能贏得國王的高度信任，從而使總參謀部獲得軍隊的指揮大權，將普魯士總參謀部推向其全盛，成為當時歐洲乃至世界所效仿的樣板。
毛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