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也有文化。剛剛解放的清華園，目擊者的傳說不脛而走：“###紀律極好，不擾民。見老百姓稱呼老大爺、老大娘……”，金嶽霖想必也有所聞。不過，真正觸動他感覺的大概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親身經歷的事情：解放軍在準備攻城之前，奉毛澤東親自起草的急令，特地找來請求他們在地圖上標出北平重要的古建築，以便攻城時避免炮火。解放軍走後，梁思成、林徽因兩人激動得緊緊擁抱，歡呼懂文化的“義師”來了！以金嶽霖與他倆的親密關係，梁、林的感情變化不會不影響到他。再比較蔣介石派飛機到解放了的清華園來投炸彈，政治天平開始向一邊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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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從象牙塔到十字街頭（1）
即使走出了象牙塔，站在十字街頭，朱自清依然不喜歡狂熱，依然願意保持理智的清醒。他開始全面接受一種新的思想體系，但並不願無條件地皈依它、信仰它；他的內心依然籠罩著難以驅散的虛無，不可能像年輕人那樣以為從此找到了光明和真理，從此就那樣樂觀與自信。
朱自清留給歷史的，似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一個是寫了《背影》《荷塘月色》這樣經典名作的白話散文大家，另一個是毛澤東親定的“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的“現代伯夷”。我知道，這兩重形象一個代表著朱自清的早年，另一個象徵著他的晚年，但我依然被他們之間的巨大反差所疑惑。我總是想尋找兩者之間的某種關聯，不想以習以為常的“轉變”二字簡單地搪塞過去。
在他去世前八個月，朱自清曾經寫過一篇《論不滿現狀》的雜文，在最後談到像他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現實境遇：
早些年他們還可以暫時躲在所謂象牙塔裡。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在拆卸了。於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走到人群裡，大家一同苦悶在這活不下去的現狀之中。如果這不滿人意的現狀老不改變，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聯合起來動手打破它的。
象牙塔與十字街頭，在現代中國話語中，是兩個眾所周知的隱喻。朱自清當了二十年的清華資深教授，是標準的塔中之人。像他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歷史潮流，推動著他走向十字街頭，加入扭秧歌的人群？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內在驅力，促使他改造思想，自覺地從“知識階級的立場”到“人民的立場”？以前的研究多是從時代的外部因素分析朱自清的“轉變”，但我以為，朱自清的“轉變”是內在的，有其自身的思想背景，那就是從“五四”時期播下的民粹主義種子。
朱自清：從象牙塔到十字街頭大時代中的知識人理解了朱自清的民粹主義思想背景，就理解了他的“轉變”並非突如其來，也就可以理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會變得日趨激進，理解為什麼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實際上從40年代末就已經悄悄地開始。
一、“五四”時期的民粹洗禮
在現代中國知識群體之中，有兩類影響比較大的知識分子，一類是自由知識分子，另一類是民粹知識分子。這兩類知識分子，並非實際意義上的思想或政治派別的劃分，而僅僅是一種粗線條的型別學意義上的區別。顧名思義，他們分別受到了現代中國兩種極有勢力的社會思潮的影響，一種是自由主義，另一種就是民粹主義。這兩種思潮，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就幾乎同時出現在中國，深刻地影響著知識界的思想政治取向，主導著知識群體的分化。
民粹主義思潮在中國雖然不像俄國那樣有比較獨立的、充分的發展，但依然有其不可忽視的潛在動能。民粹主義（POPULISM）亦可翻譯為平民主義，從廣義的角度看，是指“與農村小生產者在現代化中面臨的問題相關的眾多運動和理論。這類運動常常把農村生活中的社會傳統理想化，想在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和官僚社會主義兩極之間走一條溫和的中間道路”。按照顧昕的研究，中國的民粹主義，與世界各國的民粹主義一樣，具有知識龐雜的特徵，有無政府主義的勞動主義、盧梭人民主權論式的民主思想以及俄國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民粹主義者們尋求透過社會改造，以建設一個社會公正與平等的新秩序。中國的馬列主義在誕生之時也受到了民粹主義的知識滋養。不過，民粹主義在中國始終沒有發展成一種獨立的、有著自己鮮明旗幟和主張的社會思潮，而是作為一種隱性的、又相當普遍化的精神要素，深深地滲透到除自由主義之外的眾多流派與群體之中，比如李大釗、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化的馬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