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脾氣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準去見他時會遇上那一季，大家憑運氣，可能上午去看時還好好的，下午就被罵出來。”這是專制統治下的悲哀：見了獅子是羊，見了羊是獅子。做官不如狗呵。
在葉公超擔任臺灣國民黨外交部長期間，應該說他是為蔣立了大功的，保全臺灣性命的兩個重要條約：《臺美共同防禦條約》和《臺日和約》都是他任上籤訂的。但這又怎樣呢？功勞永遠是領袖的，是領袖領導有方，奴才永遠只是奴才。假如自不量力，恃才傲物或功高震主，反而招禍。
1958年，葉公超外放，擔任駐美大使，本以為可以自由一些，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現代的領袖獨裁統治，遠遠要比古代的專制厲害，縱然遠隔重洋，依然是蔣手中的牽線木偶。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掌心。三年以後，因為外蒙加入聯合國問題，葉公超成為美國與蔣之間的受氣夾板。蔣儘管礙於美國主子的面子，勉強同意棄權，但這口鳥氣卻撒在葉的頭上。葉公超被急召回國，一下機場，他被冷冷地告知：將另有安排，你就不必再回美國了！不久，發表他為政務委員，如同一件被主人玩厭的古董一般，被閒置起來，且剝奪了出國的機會，實際上形同軟禁。行政院開會時，別人都來去自由，葉公超呢，哪怕上一個廁所，都有人貼身陪同，名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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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嶽霖：走出閣樓之後
小閣樓中的金嶽霖毋寧是理性的、清醒的。當他走出閣樓，投身政治的時候，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代之的是一種噴薄而出的激情。這激情在金嶽霖內心蟄伏很久，以前被壓抑著，如今一旦被解放出來，心情就異常地通暢，精神也分外地亢奮。
在現代中國，真正稱得上有自己體系的哲學家，金嶽霖可以算一個。他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後完成的《邏輯》《論道》和《知識論》，從方法論、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構建了一個完整的金氏哲學架構。讓人不可理解的是，解放以後金嶽霖對自己的哲學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是那樣地徹底，即使到80年代，至死都不曾後悔過。金嶽霖的變化，自然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範例。國外一些研究者在論述思想改造運動時，多強調其外在強制的一面。但“強制說”卻無法解釋，為什麼在50年代，有那麼多的知識分子雖非自願、卻是如此自覺地接受改造，而且，越到後面，越顯得心悅誠服。金嶽霖就是“強制說”無法破譯的反常個案，他成為一個令人困惑的歷史之謎。
近年來，有關金嶽霖的回憶和研究，陸陸續續出版了一些。在那些語焉不詳的記憶斷片之中，我們是否能夠找到那條通向謎底的幽徑呢？
解放前的金嶽霖，按照他的知識出身，屬於英美派自由知識分子。1914年從清華學校畢業，留學美國，六年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一般研究政治學的，往往對參政有濃厚的興趣，像王世傑、張君勱就是如此。但金嶽霖回國之後，發現國內政治黑暗得一塌糊塗，他既無力改變社會，也不想被社會改變，遂從此不問政治，一頭扎進形而上的哲學世界。在清華園裡，他是一個近乎不食人間煙火的怪物，整天沉浸在他自己抽象的邏輯世界中，為心中的摯愛林徽因女士終身不娶，家中除了書，就是一隻與他同食一桌飯的大斗雞。浪漫、風流而率性，視名利若糞土。馮友蘭說他有魏晉風度，很像大玄學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可謂一語中的。
儘管超然物外，也不是對現實世界一點沒有感覺。至少，道義上最起碼的好惡還是有的。他看不起國民黨，起先是因為不抗日，後來是由於太腐敗。到40年代後期，整個清華園越來越激進，金嶽霖也多次在教授們抗議國民黨暴政的聯名信上簽名。到1948年年底，解放軍圍住了北平城，蔣介石派專機接清華、北大的名教授們南下。胡適、梅貽琦兩位校長為盛名所累，很不甘心地拋下學校走了，陳寅恪也因為“不贊成俄國式的共產主義”而南下廣州。金嶽霖也面臨著一個何去何從的兩難選擇。他不想替蔣介石陪葬，更不願到國外做白華，對共產黨也不瞭解。中國知識分子雖然有自己的正統觀念，但到王朝末年，政治腐敗到不可忍受的時候，也往往願意接受來自社會底層的改朝換代。最後，他決定留下來，理由是共產黨畢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者，還是可以接受的。這想法在當時頗具普遍性，一般教授都覺得又不是日本人入城，自己是搞學術的，再怎麼樣，學術自由總還是有。
低調的期待，反而有了意外的收穫。共產黨不是李闖王，所率領的軍隊也不是一批烏合之眾。他們有信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