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歷史上的天下意識一致的。只要天下不亡，這個世界就依然以華夏的禮為核心，按照普遍的、同一的德性原則來安排宇宙、社會和人心秩序。然而，19世紀中葉以後，天下在西方的堅船利炮衝擊下轟然倒塌，以華夏為中心的禮的世界徹底崩潰了。禮的世界瓦解以後，將是一個以什麼為主宰的天下？汪暉指出，在晚清，傳統天理觀的崩潰，帶來的是各種以科學為中心的公理觀的出現。其中最重要的、最有影響的公理觀，是嚴復介紹進來的“物競天擇”的社會進化論。這就為力在中國的登臺亮相，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思想舞臺。嚴復雖然講力，講“鼓民力”，但在他這裡，力的含義比較狹窄，侷限在感性生命的體力層面。梁啟超也談力，但在梁那裡，力的內涵要複雜得多，有“心力”、“膽力”和“體力”三種，涵蓋了知性、意志和體力三個層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梁啟超已經有了力本論的思想，他將力視作宇宙的本原，認為整個宇宙充滿了一種宇宙力。力是萬物的動力，是世界的源泉，世界之所以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其淵源就在於這種無所不包的動力。
作為中國最早的啟蒙思想家，梁啟超的本意並不在真的對自然的宇宙秩序感興趣，他的關懷點僅僅在於：當德的世界崩潰之後，中國人應如何適應這個為“物競天擇”所主宰的世界？既然宇宙秩序與社會秩序和人心秩序相通，那麼，當宇宙將力作為自身的發展動力的話，那麼社會秩序和人心秩序也當如此。人的“心力”、“膽力”和“體力”，作為宇宙力的一部分，也應當成為人們世界觀的核心。這樣，力就代替德，成為從晚清到“五四”一股思想啟蒙的狂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現代性世界觀是以事實與價值的分離作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從機械論的物理世界的客觀事實中，無法推出人間社會應當如何的結論。但在中國知識分子這裡，因為受到傳統的“天人合一”思維模式的影響，當需要論證力作為人生觀的價值合理性的時候，依然需要藉助宇宙論的事實性敘述。
林同濟顯然繼承了梁啟超的這種思維模式，他將歐洲科學革命以來的機械論宇宙觀予以泛化，用來解釋社會的變化和人生觀。不過，由於他受到了叔本華、尼采的唯意志論的影響，他所理解的力，就不僅僅是物理世界的機械作用，而是包含著人的意志力量的生命之力、創造之力。他相信，一切物都是力，一切人也是力。每一個人雖然力有大小，但力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林同濟以詩人的豪邁宣佈：“我即是力！”“有一分力，發一分光，那怕你不過是一螢火”！力不僅是人的本質，而且也是最基本的人生觀：在力的相互競爭的世界中，一切取決於與四周萬物的相對關係。你變動，人家會變動，你就會退步落後。因此，“你必須警醒，必須拼命，必須喚出全副的精神”。林同濟說，這種以力為中心的競爭拼命的人生觀，是哥白尼宇宙觀所賦予的重要啟示。
林同濟的力本論，以機械論的宇宙觀為基礎，加以尼采式的唯意志論改造，為力建立了一個超越的宇宙論背景。力，不僅是宇宙的本原，也是戰國時代的社會準則、人的本質規定和人生的奮鬥意義所在。在儒家的唯德世界觀解體之後，林同濟與梁啟超一樣，試圖重構一個力本位的世界觀，以適應他們所認為的社會進化論所支配的戰國時代。或者說，為戰國時代提供一個從宇宙論到歷史觀和人生觀的全盤性的解釋。
不過，林同濟的關懷不在宇宙的客觀法則——他對宇宙本原的探討最終還是為了回到人事；也不在社會的發展秩序——身為科班出身的政治學學者，他對制度層面的建構令人奇怪地缺乏興趣。說到底，林同濟所真正關懷的只是人，國民性和國民人格的再造。力的宇宙觀和社會發展觀最後要落實到人格的改造，否則一切都將沒有意義。林同濟後來說：中國人的思想其終極的關注點是人格，這是第一位的。人格的改造本來是晚清到“五四”由梁啟超開創、又為魯迅等人繼承的現代主題，但林同濟所繼承的不是其中的道德內涵，而是意志的再創。如何重建中國人戰士式的人生觀，是一個力本論世界中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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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濟：緊張而豐富的心靈（5）
儒家也重視人格，但那是指道德的修養。林同濟對儒家的德性人生觀可謂深惡痛絕。他憤怒地說，在中國，“鴉片可抽，‘花瓶’可摟，公款可侵，國難財可發，而‘力’的一個字，期期不可提！”林同濟：《力！》。為什麼會如此？林同濟認為，儒家的德感主義要負大半的責任。從孔子開始，就將力與亂、怪、神並列，作為“子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