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為了實現共和的重建。這樣，儘管魯迅等個別人已經覺察到中國文化的深層核心“和諧意境”對國民心靈的戕害，但大多數傑出的“五四”知識分子仍然將他們的矛頭集中於綱常名教上，陳獨秀所稱的“吾人最後之覺悟”還只是“倫理的覺悟”。“五四”新文化運動從反傳統的角度而言不過是反對“綱常倫理”的思想統一戰線，更深層的東西很少有人能夠超越時代的侷限加以洞察反省。
對傳統文化心理的反思深度直接影響了傑出的“五四”知識分子們自身與傳統人格心態的分離程度。顯然，對於知識分子個體來說，這種分離彼此之間是差距懸殊的。倘若以此作為度量，“五四”之後的知識分子至少可分為三種型別：狂人、儒生和隱士。一部分知識分子既超越了“綱常倫理”的表層阻撓，也突破了“和諧意境”的深層屏障，顯現出與傳統人格斷然決裂具有新時代意義的狂人姿態，魯迅可以說是其中的卓越典範。另一部分知識分子不僅未曾沖決傳統心態的深層屏障，而且連“綱常倫理”的壕塹恐怕也沒有真正地跨越，其實際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仍然只是古代儒生的現代翻版。像胡適便是此類中絕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