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著而言，近年間即有三種面世：張菊香、張鐵榮的《周作人年譜》、李景彬的《周作人評析》和舒蕪的《周作人概觀》。當我細讀著這些頗具功力的著作時，困擾著我的是一個難以驅散的疑惑：周作人的悲劇究竟意味著什麼？
人格新生的兩重屏障：綱常倫理與和諧意境
令當今的研究者慶幸的是，周作人在世時常常喜歡談自己，談自己的心境、情致、意緒乃至靈性。我覺得其中有一段話十分值得注意。他坦露說：在自己的心頭住著兩個鬼：“紳士鬼”和“流氓鬼”，它們“在那裡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徬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煙地走了”。
大致說來，在1927年之前，儘管這兩個鬼在周作人頭腦中衝突爭鬥，相互奪搶著“執政權”，但畢竟是“流氓鬼”稍占上風，呵斥禮教，嘲罵軍閥，頗有放蕩不羈的凜然之氣。1928年以後，迫於環境之險惡，那“紳士鬼”逐漸將“撒野”的“流氓鬼”“帶住”，一改“五四”之“浮躁凌厲”，日益顯得“敦厚溫和”、“平和沖淡”，將自己裝扮成古色古香的現代隱士。然而，最後卻在日本人刺刀的威逼下，從隱逸的角落裡爬上舞臺，穿上了漢奸的戲袍。
周作人：現代隱士的一幕悲劇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對於周作人這樣一段從“流氓”到“紳士”的歷史演變，舒蕪指出：
如果不僅從周作人的後期歷史來看，而是從他的整個歷史來看，應該說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悲劇，是知識分子命運的悲劇。中國知識分子肩負著中國文化傳統，在國家命運突然面臨著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時，每個人都有一個命運的問題：或是不能克服文化傳統中的消極核心而失敗，一切文章學問，功績成就同歸於盡，這就是周作人的悲劇；或是畢生同這個消極核心戰鬥，魯迅就是這樣譜出了勝利的樂章。
這一分析很有見地，點到了周作人悲劇的關鍵所在。
在那樣一個“不是死，便是生”（魯迅語）的大時代裡，中國知識分子們面臨著艱難苦痛的自我嬗變。他們之所以如此艱難，如此苦痛，乃在於他們的身上承受著雙份現實重負，不僅有社會環境的外在險惡，也有文化傳統的內在黑暗。對於前者有時候或許能仗著一時的血性戰而勝之，而對於後者，即令在勇士看來也是防不勝防，因為傳統之於自己往往難以分離，傳統屬於我們，我們也屬於傳統。正如魯迅所感嘆的：“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裡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這種窒息著中國知識分子自我新生的“毒氣和鬼氣”究竟是什麼呢？我以為傳統的中國文化心理之於現代人格的形成有兩層路障。一層是“綱常倫理”，它以儒家學說為代表，“教導封建的君怎樣做好君，臣怎樣做好臣，父怎樣做好父，子怎樣做好子，總之就是每一個人怎樣做好一個封建的人，這就是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所謂‘人倫日用’之學”。另一層是“和諧意境”。它體現於知、情、意諸子結構中，其認知方法為實用理性，情感態度為樂感文化，行為模式為中庸主義，而最高的理想境界則為天人合一。概而言之，乃是一種“和諧的文化”，“就是每一個人都使其內心與環境，使其自我與其現實地位達到最好的和諧，如果人人都做得到，現實世界結構就會正常運轉，井井有條，這就是天下大治”。如果說“綱常倫理”僅是外在的人際規範的話，那麼“和諧意境”已內化為自覺的價值規範，它幾乎為儒、道、玄、佛諸家所共有，代表著中國文化的普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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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現代隱士的一幕悲劇（2）
自清末梁啟超發表《新民說》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就為衝破傳統的文化心理屏障，爭取人格新生進行不懈的奮爭，到“五四”形成了一個要求個性解放的啟蒙高潮。然而中西啟蒙運動畢竟迥然有別：在西方近代的歷史主題是反專制爭人權，而中國近代之當務所急在於民族救亡，因而個性解放必須服從於民族解放，而爭國權的呼聲也始終壓制了爭人權的吶喊。“五四”啟蒙運動也不免染上了那樣的時代印跡。其個性自由的要求從出發點到最後歸宿都取決於民族的整體需求，因為共和政體的失敗，因此需要個人的“倫理覺悟”，而新人格的培養最終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