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從一開始就命運奇詭：爭個人自由，應者寥寥；談政治改造，卻反響熱烈。
“好政府宣言”一出臺，立即在知識界和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贊成反對者莫衷一是。觀念上的爭論最後總是取決於現實的裁決。這裁決來得之快，令人始料不及。當年9月，在宣言中署名的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三人，受命組織內閣，分別出任內閣總理、財政總長和教育總長，人稱“好人內閣”。丁文江、胡適等人大喜過望，以教練自任，頻頻在場外指導王、羅、湯三人如何在政壇踢球。不料事與願違，“好人內閣”並無實權，一切均須看直係軍閥吳佩孚的臉色行事。最後只存在了兩個月零六天，便偃旗息鼓。“好人政治”以一種典型的實驗主義方式證明了自己的破產。
有一段話不得不記。下場之後的湯爾和懊喪地抱怨場外指導胡適、丁文江們：“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對於這場失敗，丁文江與胡適的反應是不一樣的。一年以後，《努力週報》宣告停刊，胡適寫了《一年半的回顧》，對“好人政治”作了全面檢討，承認“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以止了壁了”。他調轉路向，重新操起“思想革新”的舊業。胡適是明智的，“好政府主義”的失敗給了他十足的教訓，即使以後再談政治，也不再寄希望於所謂“好人”，而是直接從制度層面——人權和憲政上努力。而丁文江呢，似乎還是那樣地執迷不悟，那樣一如即往地相信“少數人的責任”。“好人內閣”的失敗，僅僅使他對北京政府失望而已。他轉而將希望投向地方軍閥，盼望有“好”軍閥出現。他相信，只要在“好”軍閥身邊安排幾個學者精英，就能使一介武夫的智力得以“開化”，“好政府”便夢想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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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4）
丁文江是不甘寂寞的，他“幹”政治的努力，永遠不缺乏“百折不回的決心”和“拔山蹈海的勇氣”。果然，到1926年，丁文江覓得了出山的良機，他辭去了總經理的職位，上岸從政，在軍閥孫傳芳的手下，就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總辦（相當於如今的上海市市長）。平心而論，丁文江不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政客，他只是一個頗為能幹的官僚。對於這一點，傅斯年有很精到的判斷。他說丁文江是一個“頂好的”Bureaucrat（官僚），而絕不是一個Politician（政治家）。的確，在他那一群知識分子之中，丁文江的行政才能是出類拔萃的，無論是創辦地質研究所、管理北票煤礦，還是執掌淞滬的行政，或者後來當學官，當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他都能將行政事務管理得井井有序，而且成績斐然，眾所公認。然而，這個英國歸來的工科留學生，卻不具備一個政治家最起碼的政治識見。正如傅斯年所犀利指出的那樣，政治對於丁文江，大體與行政無異。丁文江聰明一世，也糊塗終生，他無法區分政治與行政的不同，始終將政治的問題看作是一個行政的問題。政治屬於價值理性的範疇，行政屬於工具理性的範疇，丁文江，更像一個工具理性的操作者，他關心的只是操作，是如何在既定的目標下實現最高的效率，至於目標的價值合理與否，並非他的關切所在。胡適還有自己執著的自由主義政治信念，而丁文江的政治理念一再在民主與獨裁之間搖擺不定，恐怕與那種實用主義的行政思維不無關係。
作為一個科學家，丁文江又是一個科學主義的信徒，他從來不具形而上的眼光，對純哲學的問題一向討厭。比較起來，在“五四”知識分子當中，既有形而上的關懷，又有政治興趣的，是張君勱，但在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丁文江卻嘲笑張君勱是“玄學鬼”。丁文江堅信科學是萬能的，既然科學能夠解決“信仰”這類形而上的東西，就不用說對付“政治”這種形而下的問題了。在丁文江那裡，政治問題被簡單地化約為一個純粹的“科學方法”問題，即行政效率。似乎只要方法找到了，政治的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他反覆呼籲的“幹”，無異是一種實驗主義的行動哲學。政治上的實驗主義或點滴改良，在一個現代民主的架構中或許行得通，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毫無政治規則可言的亂世裡豈非夢囈！丁文江曾經多次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可惜的是他投胎投錯了國度。傅斯年說他徒有處置行政的天才，卻沒有“撥亂反正”的能力，可謂一語中的。丁文江後來自己就悲哀地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