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下，個人如何獲得生命的意義，重建人文關懷以及堅守理想主義的立場，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關切的中心問題。從人文精神的討論，到“二王”（王蒙與王彬彬）和“二張”（張承志與張煒）之爭，人文精神、理想主義、精神家園一直是爭論的關鍵詞。作為高擎理想主義旗幟的堅定旗手，張承志和張煒因為其激烈的反抗世俗立場幾乎吸引了公眾的所有視線，而那些更具思想價值和建設意義的人物卻落入了被忽略的寂寞命運。而歷史的經驗經常提醒我們，在一場萬眾矚目的文化思潮中，浮在表面的、風頭最勁的，有可能是曇花一現的思想泡沫，而在波濤下面的沉靜之處，倒常常可以發掘到跨越時代的精神金礦。
史鐵生，就是這樣一個被嚴重忽視的人物。
他一度被列入所謂“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這不啻是一種嚴重的誤讀，史鐵生的姿態與其說是抗議的、批判的，不如說是沉思的、建設的。在理想主義重建的意義上，史鐵生留給我們的，是比張承志、張煒多得多的東西。
從年齡來說，1951年出生的史鐵生屬於紅衛兵一代。這是理想主義的一代人，他們後來的許多行為都可以在青春時代找到早年的蹤跡。儘管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這代人對自己青春期的幼稚、衝動和迷惘有過痛心疾首的懺悔，但尚未來得及進行更深入的歷史清算和理性反思，到90年代初，面對市場經濟的洶湧浪潮和信仰虛無主義的泛起，張承志等一批老紅衛兵就再度舉起理想主義的旗幟，匆匆上陣應戰。應戰的姿態是悲壯的，但所用的武器卻是那樣的陳舊，幾乎只是60年代青春期的翻版，以至於缺乏足夠的思想魅力和現代價值吸引新一代的年輕人。人們敬佩的只是張承志的血性人格，但對他與張煒那種偏激的、紅衛兵式的道德理想主義或多或少持有某種保留的意見。
在紅衛兵一代中，史鐵生也許是極少數能夠超越自身、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他與張承志同樣至今仍是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但與前者不同的是，史鐵生的理想主義不再以群體為本位，而代之以明確的個人立場；生命的意義不再與歷史的或形而上的終極目標發生關聯，而是對虛無困境的戰勝和超越；他的理想主義也不再是咄咄逼人的、侵略性的，而是溫和的、寬容的、充滿愛心的。
當種種政治烏托邦、道德理想主義在人間播種下始料不及的罪惡以後，信仰上的虛無主義開始在青年一代中蔓延。虛無主義對理想主義的挑戰，逼得我們在重建個人信仰的時候，必須回應這樣的問題：如何避免理想的烏托邦在實踐的過程中再次破滅，再次陷入虛無的迴圈？張承志、張煒在重構自己的理想主義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他們對抗虛無，卻繞開了虛無所提出的問題，仍然將理想實有化，將信仰同一種歷史的或形而上的具體目標相聯絡。在建構信仰的方式上，他們仍然是傳統的。這樣一種重建，並不能徹底戰勝虛無主義，也無法為新生代提供重建信仰的示範。
史鐵生就不同了，他所重構的理想主義整體上超越了紅衛兵一代的思想侷限，回應了虛無主義的尖銳挑戰。這種回應說來也很簡單，首先是承認虛無，隨後超越它，戰勝它，在信仰的廢墟上重建理想，獲得生命的意義。
一種脫胎換骨的人生轉變，往往肇始於一個偶然的事件。如果沒有21歲時驟然降臨的雙腿癱瘓，我們很難設想史鐵生能夠比同時代人跨越得更遠。生理的殘缺使得生命的意義發生了問題，是生，還是死？只有當人被逼到考慮生死的時刻，才有可能在精神上獲得新生。加繆說過：“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這種純粹個人性的精神危機，要比那些群體性的精神危機真切得多，也更有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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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鐵生：另一種理想主義（2）
在深刻的絕望之中，史鐵生髮現生命的偶然和苦難的無常。殘缺和苦難，就像人的出生一樣，都是偶然的，無法自我把握的。人的命運被偶然之網所籠罩，人生充滿了荒誕感和虛無感。在當代中國作家之中，史鐵生是最具荒誕感的作家之一，這使得他與自己的同代人有了某種精神距離，而與新的一代發生了思想接榫。
史鐵生感到，人有三種根本的困境：一是孤獨，人生來註定只能是自己，無法與他人徹底溝通；二是痛苦，人生來有無窮的慾望，而實現慾望的能力永遠趕不上慾望的能力；三是恐懼，人生來不想死，但總是要走向死亡。這些困境是永恆的，無法克服的，它們構成了虛無感的人生背景。每一種困境都意味著生命的殘缺，人生註定是殘缺的、荒謬的和不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