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是女聖徒的形象。當她的教主走火入魔時，她也跟著赴湯蹈火。沒有她的理解和幫助，很難設想缺乏起碼生活能力的詩人能夠實踐那些匪夷所思的幻想。《英兒》中透出的奇妙的三人世界，按常理而言謝的處境是最尷尬的，但謝卻是“太虛幻境”的積極策劃者和實行人。為了詩人，她幾乎奉獻出了一切，先是為妻的尊嚴，再是作為母親的權利，最後是一己之自然生命。
不過，謝燁又並非單純愚昧之輩。比較起不食人間煙火、終日沉浸在形而上意境的顧城，她仍然充滿著世俗的理性。詩人完整地生活在彼岸世界裡，而謝燁卻是分裂的，她的一半追隨顧城而去，另一半依然羈留在此岸世界。一個分裂的人格多半是痛苦的，謝燁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將它統一起來，“用正常的方法，過異常的日子”。但正因為她的塵根未盡，引起了詩人的不滿，構成了兩人的尖銳衝突。
以謝燁的聰明未必看不明白詩人烏托邦之夢的虛妄。她在給母親最後一封家書中說：“恨死了顧城的偉大……假如為了小木耳，任何事業對我都是可笑的。”她還對王安憶講過：“在現代社會里要過原始生活是很奢侈的，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王不解地問她：“那麼你是為了愛情？”謝低沉地回答：“這是命運。”
千萬不要把謝燁的思想層面低估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現代祥林嫂。如果說最初的她對顧城還抱有少女般的浪漫激情的話，那麼我相信隨著日子的推移她比誰都看透詩人的所有弱點和負面。如果說她像英兒一般信奉實用主義的話，也許早就棄顧城而去。但她偏偏是一個執拗的理想主義者，她的人生是為美麗的烏托邦而生存的，在她的生命之中，她不能沒有理想，否則活著就失去了意義。像她這般年齡的人，從懂事的時候起所受的就是理想主義教育，但恰恰生於末世運偏消，沒有趕上那個理想主義的時代。但她依然想在一個世俗的時代裡重溫詩意的舊夢。命運的安排讓她遇上了顧城，他成了她夢想的人格承擔者。儘管她可以看透承擔者的虛妄，甚至也悟出理想原本的虛妄，但她卻沒法改變自己作為理想主義者的人生。正像吳宓當年清楚地知道“道德理想功業，無非幻象”，但仍然要“利用此幻象”維繫信仰一樣，謝燁也必須忠實於自己的理想，為理想殉身。這，就是謝燁自稱的“命運”。愛情可以破滅，但命運卻是永恆的，一旦將痛苦歸結為命運，也就一切坦然了。
於是她與顧城一起在小島上編織了那團理想主義的神話，她是遠非自願的，卻是十分自覺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最後她成為神話的犧牲品，未嘗不是自覺選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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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在詩意與殘忍之間（4）
王曉玉在《我為謝燁一哭》中寫道：“從她遭到那要命的一斧頭，到還剩一口氣被人發現，再到一個半小時後不治身亡，她大不幸地苟延殘喘了許久。死，已非她所願；苟延殘喘，更使她非但不得不細細領受肉體上的折磨，而且要加倍地品味那因為臨死前的大徹大悟而不能不正視的事實所帶給她的的心靈上的痛苦。”謝燁已離世人遠去，我們已無法猜度死者彌留時的心思。也許如王曉玉所說的夢醒之後晚到的徹悟，也許她依然在夢中，為終於殉了那份理想而自慰。暫且撇開價值評價，從人道角度出發，我寧願是後者，這樣也可以多少減輕死者臨終前的痛楚。
這是中國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儘管是以那樣一種極端的形式演給我們看。在今天這樣一個物慾橫行、精神失落的時代裡，它的意味是異常複雜的。我們需要精神的烏托邦，以顯示人類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恆價值。但我們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將這種精神的烏托邦直接還原為現實，以詩意的世界去整合世俗的世界。詩意與殘忍，僅僅只有一步之遙，類似的烏托邦悲劇我們已經看到得太多太多：法國的大革命、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美國的“人民聖殿教”……這次不過是在一個孤獨的小島上、一個孤獨的詩人那裡重演了一遍而已。悲劇的語境不一、角色不同，但性質卻總那麼似曾相識。
詩的魅力是永恆的，但萬萬離不得這個遠不美好的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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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鐵生：另一種理想主義（1）
這就是史鐵生的理想主義，一種個人的、開放的、寬容的、注重過程的、充滿愛心的理想主義。它以虛無為背景，又超越了虛無，它是人生悲劇中的微笑，荒謬命運中的浪漫，俗世社會中的精神烏托邦。
一個世俗社會的來臨，總是伴隨著一場深刻的精神危機。在市場經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