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雖不如西班牙和不列顛，在非洲、印度和美洲卻依舊佔著龐大領地，可以舉債數倍於國入的金錢，跟別國打上數年大戰。以國力而論，英華還是差得太遠了。
這樣的認識，讓工商和武人派更揣足了奮起之志，而文人也從刻意拔高的文化虛調中掙脫出來，開始冷靜面對東西方的差異。跟孟德斯鳩、伏爾泰的溝通，已經讓唐宋等人充分意識到東方學思上的不足。
“藉由羅馬公教千年延續下來的人心傳承，他們這裡另有大義，以他們耶穌之名，宣稱人人平等，比我英華，普天之下，人人旨一，這一說更為形象樸實。而我英華所倡的君憲，也跟不列顛人早前推翻惡政，跟國王所立憲章本質相近，只是雙方更為平等，昔日東林所倡虛君之說，在歐羅巴已成共識。”
宋既思雄開放，滿眼看的都是歐羅巴文明的善，由此的政治理念，也開始更多走向“憲”的一面。
“歐人所提之法，比之我華夏之法更為堅實，我聽孟德斯鳩說，在這法蘭西，法還可由國王、貴族和官員多操弄，但在荷蘭、不列顛等地，法則已不握於權貴之手，小民也能借法護權，借法爭利。而議院、會議，比之我英華的公局更有權柄，竟可與君王相抗。”
唐孫鎬對政治上層建築看得更細，由此也覺得英華所推的鄉紳公議還能大有作為。李方膺卻不滿地道：“貴賤相一，墨家早有所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