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的故事，但是寫不出真正有趣的那一個。
什麼叫真正有趣的故事呢？一個最容易被提起的例證當然是水門事件。我一歲那年，華盛頓郵報的兩個記者搞定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二號人物馬克·費爾特，從而證明了尼克松總統確實對政治對手使用了竊聽器。你可以從中看到一個真正有趣的故事的基本要義：一是有超乎讀者期待的情節，二是它包含著一種近乎清高的信念，務使歷史向符合公眾利益的方向轉向。
可是這種故事嬌嫩著呢。偉大的新聞總是特別容易死掉，說起來真是驚險萬狀，簡直連丟手絹都不必。這就像造物主製造了一朵鳶尾花，只要這個世界改變一點點，比如洋流偏轉五度，或者蝴蝶都去度假，這朵鳶尾花就要死球。如果改變稍微大那麼一點兒，比如在太陽系裡拿掉一個最小的行星，那麼很可能“轟”的一聲，歐洲就掉到你們家的馬桶裡去了。一般來說這就叫系統。有趣的新聞故事總是依賴於好的文明系統，無聊的新聞故事則依賴於反文明的另一個。
換言之，反文明的系統殺死了幾乎全部有趣的故事，恰恰是因為它留下了獨一有趣的一個。
前蘇聯有個老故事說，凱撒、亞歷山大大帝和拿破崙受邀參加紅場閱兵，凱撒說，如果我有蘇聯的坦克，我就能征服歐洲；亞歷山大說，如果我有蘇聯的飛機，我就能征服世界；輪到拿破崙了，他說，如果我有《真理報》，到現在也沒人知道滑鐵盧。這個故事很有趣，底子卻悲哀，它花開後百花殺，有了它，別的故事就全都被自殺了。可是如今人們不僅知道了滑鐵盧，還知道了蘇聯的各種往事，我覺得這證明了獨一有趣的故事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強大，總有威風掃地的一天。這個結尾有一層糟糕之處，就是蘇聯解體了，石油寡頭誕生了，切爾西變強了，我支援的阿森納隊的統治時期結束了。可它又再妙不過：有趣的故事又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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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死知更鳥是一種罪過
有那麼幾本好小說，它們最吸引我的內容是父親怎麼教育孩子。一本是《了不起的蓋茨比》，那個父親對兒子說，每逢你想要對別人評頭品足的時候，要記住，世上並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樣的優越條件。這是說做人要謙卑和公正。另一本是《殺死一隻知更鳥》，芬奇先生是一名律師，堅持替黑人辯護而導致家庭遭到殘暴的攻擊。有一次他給孩子們買了鳥槍，然後說，鶼鳥你們儘可以打，但是要記住，殺死知更鳥則是一種罪過，因為它們不破壞莊稼，不做任何壞事，只是用它們的心唱歌給我們聽。芬奇先生是我的菜，我也認為正直和浪漫是紳士的先要準則，至於是否穿得人模狗樣倒全沒所謂。另外切莫只為了樂趣去做哪怕最小的殘忍的事。
有了這兩本書，我對於將來當個誰的爹就有信心多了。不過，我還準備教給那娃一些關於黑暗的道理。有一本小說叫《追風箏的人》，像所有暢銷書一樣傳奇得過分又頗多陳詞濫調，可是裡面那位阿富汗父親很高明，他說：“世界上唯一的罪就是偷，各種罪都是偷的變種。”
當我們目睹一些惡行的時候，常常說，畜生！可是我覺得，畜生也比沒教養的人強。我不介意我的孩子是個啃泥巴的畜生，但我介意他是一個自私自利、霸道無恥的混賬東西。即便我生的是一隻猴子，如果他領會了前面說過的前兩句話，就會懂得善與同情，領會了後一句，就會明白一個人活在這世上最重要的是行事正當，而最該反對的就是各種各樣的侵犯他人的苟且之事。
籠統地說，這就是教養的真義。可是粗鄙之行在我們的人生經驗中多如天上繁星，今有在洗浴城裡“強迫要求”姑娘陪他洗澡，古有無窮悲劇，每當一個諸如柳州那樣的地方有公車闖紅燈，北京就必有一個特權階層正在像野豬一樣橫衝直撞，教養如不文之言，總是行之不遠。有句話講得好：老子是嚇大的！這還真是悲哀呀。從這個角度你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有，就是什麼都不怎麼像樣。
那麼教養的核心是什麼呢？要我說，不是行禮如儀，不是早上洗漱完畢先到長輩屋子裡頭請個安，而是這個：正義。
當人們的周遭不乏正義的說教，卻缺少秋水漫溢般浸透生活的實體正義，一個社會就絕不會有什麼教養可言。正義不能昭彰，惡行就會得到鼓勵，一個國家就必然指鹿為馬，正邪混淆，人民也就必然一邊抱怨一邊墮落。亞當·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論》中有言，正義和道德是兩回事，正義是支撐一座大廈的柱子，道德則是這座大廈的裝飾。連道德都無處附麗，教養就更是痴人說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