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躍，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這樣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麼勇敢的事情啊。
說到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們的“文化”不夠好，其實不完全是。亨廷頓已死，“文化決定論”也不時髦了，往深一層，還是得舊話重提，說到文化是體制的結果。有時我覺得，我買得起糖葫蘆吃，買得起可樂喝，沒什麼好抱怨的；有時我又覺得，這不行啊，這都怎麼回事兒啊，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見我還是把自己當一個知識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開，厭倦於閒事，又難免愛管閒事。可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像我這樣的人愛管閒事，以及以何種態度管著閒事，而在於我們的體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愛管閒事這一事實本身。
打擊正直之聲的，未必都是壞人。當年袁崇煥被認定叛國，公*決，老百姓就大啖其肉。這件事可以寫成正劇，袁將軍就該說，知我心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也可以寫成黑色幽默，他就該說，看來為央行超發，豬肉真的漲價啦。也可以寫成我這種清談的小文章，他就會說，假如一個社會沒有新聞自由，既沒有優秀的調查報道，也不容許記者的生長，將是多麼可怕啊。
倘若袁將軍說後一句話，那麼他就是一個常識的信奉者，是一個出色的現代人。當我們說到某事是常識的時候，常常說，“凡有頭腦的人都知道這個”，可是具體而微地說起來，我看有頭腦的人其實沒多少。我們的教育經歷和人生經歷當中早已蘊涵了好多顢頇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維亦是濫觴之一，綿延至今而不鮮見。舉例來說，最近茅於軾先生髮表自己關於耕地保有線的看法，就有人說他是“漢奸”、“賣國賊”。再比如《南方週末》在製作新聞報道時強調客觀性而不願曲意阿世，就會被某些人指責為“資本家的走狗”。這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呀？不過我想即便是明顯荒謬的指責，也未必全部來自陷害，有些時候它亦來自不明白。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師長所言，我們的當務之急之一就是換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魯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會說，我們周圍有權貴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熱者，有對威權政治的迷戀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義者，有“小尼姑的腦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這個名單可以列得更長，看似千差萬別，可是在我看來，其實都是“狼人”的變種。
如此斑斕的景象，足以製造層出不窮的時代戲劇，卻未必製造出美好的未來。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寂寞呢，比如“有思想的人”？因為大家活得太熱鬧也太魯莽了。因為大家像風中玉米，微風吹過就左搖右擺。因為你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旁邊那個明眼人卻不能免於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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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有趣的故事
新聞業有一句聽上去很絕望的格言，叫做“給我一個故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講得有趣些”。可以作為類比的是，你從來沒聽過日化行業說什麼“給我一段牙膏，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弄得清香些”。沒人在這種事上大費周章，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錯的味道，而新聞業拿了神靈自我要挾，一多半兒的新聞還是不堪卒讀。這也許可以說明新聞從業者全是傻蛋——如果你這麼理解，我也沒辦法反對，因為我自己就幹過新聞，而且以我的智商來應付這壯美的時代還真是左支右絀。可是這更能證明，新聞業是一個依賴於個人才能的行業，也說明一個好的新聞機構是多麼難得，而作為整體，一個健康的新聞業也比一般行業更重要和更珍貴。沒有牙膏你還可以用牙線或者鹽，沒有新聞業，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復存焉。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發現寫出一個有趣的故事太難了。就像紅土上只生長茶樹一樣，我們這兒也只盛產一種故事，就是一個傢伙被關進了拘留所，他就很開心地跟同伴們玩起了遊戲，丟手絹，丟手絹，輕輕地放在小朋友的後面，大家不要告訴他！然後他就死了。我們的新聞倘是真實的，就總是這個樣子，像一條荒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巔不停奔湧。若論單個兒的，這種故事當然精彩絕倫，可是身邊的每個故事都是如此模式，它也就沒什麼吸引力可言了。
在新聞從業史上，我有過一個很不起眼但頗有意味的經歷。早前幾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對我說，你別再做礦難報道了，那都是垃圾新聞了。你知道這句話最令人吃驚之處在哪裡？在於它一點兒沒錯。公眾的同情心是有閾值的，很容易厭煩，久而久之，再嚴肅的悲劇也會無人理會。
問題總是像頑石一樣聳立在那裡：我們找到了很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