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缺乏理論學習、需要深造為由，到列寧學院當旁聽生，開始向王明、博古等人“請教”。
敏銳的嗅覺和及時的轉彎挽救了他。
1929年年底，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在中大實行“清黨”。“清黨”採用極“左”的方法，對黨、團員和學生搞人人過關，把少數託派分子與多數對學校工作有意見的學員相混淆。同時，“清黨”中夾雜著嚴重的宗派情緒，把是否擁護支部局作為有無問題的標準。到1930年暑假前，“清黨”結束時，中山大學700餘名學生中，只有200多人重新確認為黨員，70餘人被開除黨籍，大多數團員被開除團籍，受到警告、勸告等處分。
清理完中山大學的“反對派”，米夫把矛頭轉向*代表團。1930年春，米夫召集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等到他的辦公室，板起面孔，傲慢地宣讀了《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因中大派別鬥爭關於*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檔案指出：
*代表團須擔負李劍如、餘篤三派別行動的部分責任，這一派在中大進行無原則的鬥爭，走到實際上與託派聯盟的道路，*代表團的多數（瞿秋白、鄧中夏、餘飛）領導了李劍如、餘篤三派的活動……共產國際執委的政治委員會有鑑於此，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代表團的代表對於中大派別鬥爭的行為，並請*中央以必要限度重新整理代表團的成分，並與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商定新成分。
決議對於張國燾網開一面，有保留地批評他“不是在當初而只是在後來，才對中大內的派別鬥爭，表示與其他代表立異，甚至在這個時候也沒有在共產國際機關面前採取相當的步驟，來阻止代表團解體的行動”。
後來，一位在米夫身邊的工作人員悄悄地向張國燾透露了共產國際出臺譴責*代表團秘密方案的內幕，讓他驚出一身冷汗：
他向我說到，在清黨中關於*代表團的材料很多；可是關於我的卻很少。那位供出我私閱託洛斯（茨）基檔案的人，並不能說出是甚麼時候和甚麼檔案，也只說我的反應“很好”兩字，此外並無託派分子說到我與他們有甚麼秘密聯絡。我平素與一般學生談話，與我公開所表示的意見是一致的，因而清黨委員會認為我與託派有關的供詞並不足信。而且認為我並無所謂兩面派的作風，因此，那個譴責案特別表明，我的情節較輕。他認為這樣將我與瞿秋白等分別開來的譴責，隱含重大的意義在其中。現在共產國際除認為我仍有不滿共產國際的想法外，已無別的誤會。
他繼續告訴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結鮑羅廷反對米夫，在中大進行派系活動，又主張聯絡富農，與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應反對富農的決議相對抗。
在清黨中，許多材料證明瞿秋白公開的表示和私下向學生們所說的話有許多出入之處。因此共產國際懷疑他故意放走劉仁靜。再則，從旁的材料中，也發現瞿秋白曾與德國一個右傾領袖有三小時以上的密談。在這次密談中，瞿更表示了*產國際的意向。因此譴責案將主要責任歸之於他，他也許還矇在鼓裡，其實，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會有人知道的。
張國燾毛骨悚然。原來所有的外國共產黨代表團，都在蘇聯秘密情報機關的監視之下。在強大的壓力下，張國燾終於屈服了，決定向米夫、王明舉白旗。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急於掙脫樊籠的張國燾透過充當打手獲得米夫、王明的諒解，由右向左，進行了人生第二次乾坤大挪移。結果他如願回國，並出任中央三大常委之一。（略）
虎踞中原（1）
千里迎龍頭，大別山軍民用最高禮節和無比的尊敬迎接“中央代表”，他們只有一個心願，希望“張主席能帶領大家打更大的勝仗”。帶著一層和善笑容進山的張國燾很快露出猙獰的鐵腕作風，批曾中生、曠繼勳，圍攻許繼慎，以至於幹部們一聽說張國燾要找自己談話，便心驚膽戰。
在古代章回小說和武俠傳奇中，經常能夠看到“千里迎龍頭”的描寫。1931年4月，張國燾親自體驗了這種特有的“禮節”。
從上海到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先後被五批特使逐站迎接。
第一站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護送由滬抵漢。4月1日從浦東楊浦碼頭上船，經4天航行抵達漢口。在船上，商人打扮的張國燾和扮作跟班的陳昌浩為贏得水手和同船旅客的好感，擺出一擲千金的闊綽派頭，打麻將輸了一百多塊光洋。
第二站由鄂豫皖蘇區秘密交通員護送透過白區。4月6日到達漢口後，顧順章將張國燾、陳昌浩交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