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到的來自部隊和其它政府部門的合同則幾乎被壓到了成本價。部隊知道合作社不忍解僱他們的員工，因此寧願接下虧本的買賣也不會拿不出錢付工資。
當國際友人，尤其是盧斯的雜誌和美國新聞界讚揚工業合作社是中國的民主先鋒隊時，國內的軍隊、銀行，尤其是國民政府卻在扼殺這個羽翼未豐的運動。霍格對宣傳的影響很擔憂：美國人民的支援在這個時候對合作社的進步，甚至生存都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美國暢銷雜誌和報紙的每篇報道似乎也都在為重慶政府給合作社貼上“非中國”的標籤增加理由。事實上，許多中國人把合作社看成是像傳教活動一樣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的另一個事例。更糟的是，國民黨政府把合作社看成共產黨的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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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協力（7）
合作社初期的籌資成功後來證明也是虛幻的。到1940年，納粹的猛烈攻擊使英國孤立無援，也使歐洲陷入了危險的境地。在美國，公眾輿論及新聞界的注意力發生了轉移。德國對比利時、荷蘭和法國北部的突襲比日本人對中國那些名字難以發音的城市的轟炸更吸引讀者。
德國軍隊在1940年取得的勝利同時也引發了在大選那年的孤立主義思想。中國被從頭版撤了下來，籌資委員會也因資金的分配和控制問題發生了激烈的鬥爭。
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在中國的美國記者在沒有考察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急於報道，將合作社鼓吹成一次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大勝利。盧斯的雜誌和美國媒體對合作社的大篇幅報導被脫離事實的臆想如此扭曲，簡直成了純粹的宣傳。霍格很清楚這一點。當他收到家人和朋友寄給他的，祝賀他“參與了世界上最具創造力、最成功的實驗”的信時，他感到很尷尬。他對美國媒體對合作社大放光彩的描述的批評很直接：“我對美國一些雜誌寄給我的文章感到很生氣。寫這些文章的人從沒親眼見過我們的合作社，卻輕而易舉地圍繞著‘在中國農村迅速遍及的成千上萬的合作社充分說明了中國人天生就適合搞合作社’這一主題胡亂編造了不同的故事。至於中國人是不是天生的合作社分子，和其它任何民族一樣，沒有區別。”
霍格知道，記者們和政治家們將合作社運動看作一支民主力量，而農民們則是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更實際的眼光來看待它。“如果農民們相信合作社是一場有關他們飯碗的運動，那麼他們會支援它，並接受知識分子們想要向他們傳達的其中的教育和民主思想。”
儘管有宋美齡的支援，1940年的認為合作社對民主的追求不過是共產黨企圖操縱中國的藉口的懷疑在1942年惡化成了直接的控訴。路易·艾黎對共產黨的同情眾所周知，在美國所有讚揚合作社的文章都是由當時被認為是左翼分子的記者，如傑克·貝爾登和埃德加·斯諾發表的。而合作社運動的主要支持者海倫·斯諾和艾達·普魯伊特則稱自己是毛澤東和他的八路軍倡導的新中國的支持者。
霍格和路易·艾黎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果直接用來自美國和其它國家的捐助，他們會背上把獨斷的外國管理體系強加到一個純中國人自己的組織上的罪名。批評者們會利用它重新掀起中國人民的一百年前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痛苦記憶。但如果向中國的銀行貸款的話，資金的控制權會落入已經仇視合作社的、腐敗的國民政府的手中。
1942年，路易·艾黎，這個在美國有許多仰慕他的媒體採訪過的英雄，被合作社在重慶的管理部解僱了。他離開了合作社在寶雞的總部，對命運感到迷茫，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遭到逮捕。合作社的美國支援團體給了他一份印杜思科戰地秘書的工作，保證了他的安全。幾千個合作社繼續經營著，但這項運動從未接近它的創辦者們所預設的目標。1944年，艾米莉·韓在紐約寫道：
我對工業合作社只存在讚賞之情。但它被過分宣傳了。它的贊助者們想要你知道它是件多麼有意義的事情，想要你為它捐款。因此他們寫了大量的文章讚揚它，出版了許多印有照片的宣傳冊。結果在這裡，合作社被吹捧得沒了邊。
工業合作社的一個永久性遺產是它的口號，這個口號後來成為了一個英文單詞。這個由路易·艾黎想出來的既能描述這場運動又能代表它的精神的口號是“工合（Gung Ho）”，大概是“同心協力”的意思。合作社的中文名字是“中國工業合作社”，簡稱就是“工合”。埃德加·斯諾設計了合作社的徽章，是一個紅色的三角形圍住了標語裡的兩個字。
那個讓“gung ho”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