簇擁的廟堂倒令人恐懼。其實沒有比這些廟堂再脆弱的了，因為世界上還找不出一座屹立千年的廟堂，孔孟等人卻不可摧毀地存在了一兩千年，看樣子還要存在下去。
從戰爭的區域性看，野性和勇力是制勝的首要條件。可是從戰役和戰略、從決定權力根本性轉移的暴力行為上來看，也仍然需要戰爭的藝術家，他們也是書生，只不過是另一種書生而已。齊國的馬陵之役、圍魏救趙，倚仗的主要還不是大將田忌之勇，而是孫臏之智。在戲曲中被反覆吟詠的三國故事，其中的赤壁之戰也倚仗了一個通達陰陽的書生，而不是劉關張。現代戰爭是怎樣進行的似乎更無須多說，生猛和強膂更不可能是制勝的主要條件了。再說勇氣和力量這些東西，它們的呈現方式也不僅僅是在戰場上，或主要不是在戰場上。一種心志的堅守和實踐的韌性，倒是需要更大的勇氣。孔子孟子荀子等聖賢，首先就是在勇氣和意志方面，感動了一代又一代人。
自古書生難言說？（2）
一般人認為生活中的“書生”是可愛的，而“書呆子”是令人惋惜並多少可笑的。其實要把握好這二者之間的微妙分寸，可以說太難了。做一個可愛的人還是令人發笑的人，實在也由不得個人去選擇，而只能由植於心頭的文明去決定了。一種文明種植到心上，也就會終生攜帶，在關鍵時刻會左右他，決定他的榮與辱、生與死。一些現實人士最願嘲弄的就是智識人士，這是中國近一百年來、特別是五六十年裡才鞏固起來的一個奇怪傳統。文人既然可笑，那麼它所對應的野人又該如何呢？其實離開和抽掉了文化和文明的質地，其他還能夠成立嗎？
文明對人的制約力是驚人的。一個古登州人叫王懿榮，就是因為發現了甲骨文而聲名顯赫的那個人。一般人還以為他是個學者，其實他是清朝的高官，曾三任國子監祭酒。他身為高官卻厭倦官場，當時一肚子的好學問沒處投放。加上生逢亂世，心裡充滿了矛盾，不知該兼濟天下還是獨善其身更好。他的後半生基本上就在這兩難之中過完，最後畫上了那個驚人的句號。在近代史上，大概登州人，或者說萊國人，最讓世人震驚和驕傲的，就是這個大學者大勇士大官員了。這三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多麼完美的結合。
當時清廷腐敗之極，面貌俊美的好皇帝光緒受制於太后，不能一展抱負。一些有志的知識人對光緒寄託了多少美好的希望，最後卻落個失敗的慘局，連光緒本人也鬱鬱而終。王懿榮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艱難地生存著。當登州一帶外寇入侵民生塗炭的時候，王懿榮竟然辭職還鄉，與黃縣的一個親戚籌集資金興辦團練，要與敵人決一死戰。這在清朝將領多有畏懼的情勢之下，一介書生卻顯示了超人的兇猛。那些辦團練的艱苦卓絕，感人肺腑的故事，在膠東一帶蒐羅不盡。最後的日子來到了：八國聯軍攻進了北京，太后和皇帝都跑了，可是王懿榮等人卻進京頑抗，拼死一掙，並提前挖好了一口大井，準備在最後的關頭跳井自盡。這個關頭真的來到了，他於是寫下絕命書，爾後毅然跳了下去。他的妻子隨後，緊隨的還有大兒媳。
這種忠信勇敢大半來自所謂的“書生”。能夠逃脫卻甘願受死的，還有以前說過的譚嗣同。他們這些人可能不僅被後來人看作“書生”，還要看作“書呆子”。連同要求彈一曲廣陵散再死的嵇康、唱罷國際歌再死的瞿秋白，都會被看成同一類“書呆子”。然而，人類歷史、中華歷史上，沒有這樣的呆立不動以致於化為頑石和鋼鐵的人物，這個民族不是太可憐了嗎？人類相信和嚮往一種文明，當然是嚮往它所具有的偉大力量，這力量大到不可思議，大到讓人臨死不懼，這才稱得上文明啊。
而所有的野蠻人，他們的勇氣就是無畏地破壞人類已有的一切文明，內心裡百無禁忌。他們的到來，從自然環境上講，可以在幾十年時間裡讓樹木全毀，綠色不再；從社會環境上講，可以用各種藉口殺戮知識分子，可以公開和大肆嘲弄文化，甚至蔚然成風，讓民眾在不知不覺中以知識為恥。
人類創造了文明，從而生活在這種親手創造的成果裡，這就是一種規範和安全的生存。理想的生存其實應該首先讓每個人都成為書生，而後再說其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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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說管仲（1）
（見原書第五章之《商人舉賢》）
齊國曆史上曾經出現了幾個大繁榮時期，有人認為是三次，也有人認為是兩次，即姜姓統治的齊桓公時期、田姓統治的齊威王齊宣王時期。姜太公初封齊地的時候，地域狹小，好在他能夠因勢利導，與萊國人相處得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