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慘，被車裂。秦國的另一個名相是更後來的李斯，他的手筆也不亞於商鞅，協助秦始皇搞成了一系列重大變革，但後來的結局也與商鞅差不多，被腰斬。
秦國的復興依靠嚴刑峻法，這始於商鞅。在他變法之前秦國還很弱小，無法與其他六國相比。這時的秦國亟需一個鐵腕人物，所以可以說商鞅是應運而生的。從變法的內容以及實施的過程上看，商鞅稱得上歷史上真正的鐵血人物，其心腸之硬、手段之酷、效果之巨、結局之慘，都難以找到超過他的第二人。因為其出發點的確為了鞏固君王的統治，為了使國勢振興，所以當時的秦孝公全力支援他，也像他一樣鐵了心。在商鞅來說，改革一旦開始就不能停止，因為那些世襲利益集團全是兇猛的攔路虎，會把他吃掉。那麼或者是將改革之車越開越快，碾死這些攔路虎，或者是成為他們的腹中餐。商鞅橫下一條心，果決異常，有點像赴湯蹈火。他使用的方式實在殘酷，以至於被描述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天地”。然而這描述卻並非誇張，記載中，反對變革者最輕者也要在臉上刺字，或者割去鼻子。他頒佈的法律中有一種連坐法，是典型的輕罪重刑，規定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互相告發，同罪連坐，誰告發了“奸人”，就與斬殺敵人一樣受到犒賞，不告發的就要腰斬。一家藏“奸”，什五同罪；如果客店裡收留了沒有官府憑證的人住宿，那麼店主人也要與“奸人”同罪。當時實行了戶籍制，農民不得外出，不得經商，一旦經商，妻女就得充為官奴。結果觸犯新法的人比比皆是，有時一天就要處死七百餘人。
所有法律條文直接而實用，毫不含糊，如關於軍功爵位，開列了二十等，軍功的大小則簡簡單單十分明瞭，就按戰場上斬獲的人頭計。農業方面按收穫糧食布帛計，凡從商和荒地破產者，妻女一律沒收為奴。要求百姓以官吏為師，焚燒詩書；鼓勵層層告發；只要議論政令的，全都視為非法之徒，放逐邊疆。
由此可見，後來李斯所做的一切，實在只是學了商鞅。不同的是李期在統一了六國的更廣大的土地上實行峻法，還可以讓更加威猛的始皇帝為自己撐腰。所有這些殘酷的、不可稍稍變通的法律，在治理國家方面當然是極度有效的。國家只要富強了，經濟和軍事搞上去了，制定法律和實施法律的人也就得到了根本的肯定，被封為偉大的變法楷模，民族英雄。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謬誤和偏見，其結症主要是因為判斷標準出了問題，它過於單一、原始和簡陋。在這裡，經濟和軍事以及政權的鞏固成了惟一的標準，而更為重要的一些指標，如民眾的實際感受等等，卻根本不屑一提。如果用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貴民的信條來看，民眾是遠遠高於社稷和君王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商鞅的強國之道也是禍國之道。民不聊生，倫理喪盡，酷法無情，這就使秦帝國滅亡的種子在強盛的同時，也深深地播於地下。而商鞅這個改革者的目標也過於簡捷，可以說是目無旁視，直取利益，一切以秦國的興盛、以鞏固國君的統治為準則。從《商君書》中可以窺見商鞅的鐵石心腸，其中寫道：一個讀書的聰明人就會使一千個普通人不聽話，怠於農事倦於戰備；民眾不推崇學問就會愚鈍，愚鈍了就不會外出交際，不外出交際聯絡，國家就會長治久安，等等。他設定了農村戶口制，從此也就將農民永世固定在土地上。他甚至赤裸裸地說：農民一心一意種地才能樸實，樸實了就會老老實實住在一個地方，不再喜歡到遠處去了。商鞅對於國家的專制和安定可以說花盡了心思。只可惜，這種機關算盡忠心耿耿，鞏固的是一個家國，殘害的是一個民族。
秦國自商鞅開始的冷酷刑法，已經成為這個西部農業國的一種文化，乾燥生硬可怖，流佈和發展下去，又有了後來的焚書坑儒、大造阿房宮的苦役、耗盡民力的長城。更不可不提的是秦二世時期，當時國內基本上已廢除了殉葬制，可是殘忍的秦國統治者竟然將那麼多徵調來的青壯修墓人全部活埋。他即便對於皇室內部也同樣殘忍，竟然下令殺盡後宮所有無子女的宮女，以及宗室諸公子、公主或大臣。
世界上的變法者代代不絕，凡變法就會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就會有流血。但如同秦國的變法那樣殘酷無情的，還不多見。同樣，像秦國的變法者那樣視民眾如草芥、極度殘忍的轄制者，也不多見。如此變法，國家之強大可以預期；但這種強大會付出難以言喻的代價，而且也絕不會長久。在其強大的表層之下，包裹的正是滿目瘡痍。原來這貌似強大的外殼很薄也很脆，是極容易被擊破的。
殘酷作為一種文化的蔓延和流傳，是頗為歷代統治者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