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莊綽《雞肋編》記載，廣南風俗，市井商賈，多以僧人充任，率多由此致富。這些僧人例有家室，因此當地的婦女多嫁給僧人，欲落髮時訂婚，既薙度時成禮。市中所制僧帽也非常奇特，只有一個圓圈，中無帽頂，原來這種僧帽只是簪花用的。一次，一個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個北方人也在坐。等了許久，迎新的女婿始至，眾人都喧呼“王郎到了，王郎到了”，北方人早已等得不耐煩，聞聲趕緊起看新郎，一見卻是一個僧人，因此大為震驚，為此賦詩一首：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中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
當地貧家之女，年十四五便開始自營嫁妝，辦成後出嫁。女孩選擇自己喜歡的男子，父母並不干預，也不用花費，因此皆大歡喜。男女自由戀愛倒是好風俗，不過嫁給僧人就比較奇怪了。看來在佛教化世俗的同時，世俗也在極力化佛教，廣南的佛教就已經被世俗同化利用了。事實上，這些經商致富、娶妻生子的和尚除了一個光頭之外，已經沒什麼佛教味了。這一方面是民風使然，另一方面，宋朝的佛教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於政府出賣度牒，和尚也自然職業化了，真正的出家人未必有錢買度牒，買度牒的人也未必是為了出家，而多是借出家人的身份免稅罷了，這正是朝廷所允許的。
少年漂泊（3）
韶州為六祖說法之處，應當不會存在這種現象，但它亦處在廣南路，其周邊地區仍有此類惡俗。以往的官員大多以為民風使然，不加干預，王益卻覺得難以忍受，嚴令男女不得相戲於道路，有犯者嚴懲。王益當時整治的是否包括僧人結婚等現象不得而知，既然連男女相戲都不允許，怕是更要禁絕此類惡俗了。王益的禁令並非為佛教而發，他只是從儒家和風化政治的角度出發，但在客觀上也整肅了六祖道場的風氣，對於淨化社會環境、恢復佛教尊嚴是有利的。不過禁止男女自由戀愛，將淳樸、自然的民風視為有傷風化，也反映出儒家的偏見和蠻橫。
王益一家在韶州住了三年。這三年對於王安石的成長是相當重要的，他不僅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渾厚精深，還學習詩書，開始了他早期的文學創作。王安石在《與祖擇之書》中稱：“某生十二年而學。”這表明他在十二歲時就已經開始系統的學習了，他早年學習的內容大概主要是詩文，其文學才華既是天然的，又包含了後天艱苦的努力，《宋史》稱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這種功夫不是常人所能有的。
王益在韶州移風易俗，政績顯著；王安石在此地勤習詩文，兼學佛書。韶州成了他們父子漂泊中一個比較穩定的據點，如果不是一個偶然的原因，王益一家可能還要在韶州住下去，王安石受到佛教的影響會更大。然而，他們不得不在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返回故鄉，因為王益的父親去世了，按照規定，他必須離任回鄉，守孝三年。
迴歸故里
父親的去世讓王益悲痛欲絕，他是一個孝子，往年任職時都帶上父母，以便朝夕侍養，直到遠赴四川時才將父母送歸故里，因為那裡路途太遠，他不想讓父母受顛簸之苦。王安石卻沒有太深的感覺，因為他已經好幾年沒見老人了。吳氏雖然也很悲痛，但她心中還隱著一分安慰，因為她可以趁便回孃家臨川看看了。
臨川雖說是老家，王安石卻沒什麼印象，因為他出生、成長都在外地，幾乎沒回來過。臨川三年，王安石大部分時間是在外祖母家度過的，這裡風光秀麗，滿目芳菲，碧波盪漾，青山嫵媚，美好的自然風景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一時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意氣風發，任性縱志，在父親沒心思管他的情況下，他度過了一段自由、瀟灑的時光。
王安石在《憶昨詩示諸外弟》一詩中記述了這段生活：
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
幽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差飛。
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
乘閒弄筆戲春色，脫略不省旁人譏。
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飢。
十三歲的王安石已經進入一個心理上的反叛期。他不再以自己的父親為榜樣，相反，他對從前那種安貧樂道、清心寡慾，嚴格依照儒家的規範行事的生活方式已然開始厭煩，對父親嚴格的管束更是反感。他渴望自由，厭倦貧窮，希望能夠過上富足、自在、高人一等的生活。他一方面希望吟詩弄文、無拘無束，另一方面又希望藉此飛黃騰達，博得富貴榮華。孔孟在他心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