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頭搖一搖說：“那我就犯錯誤了，犯了錯誤我以後怎麼辦？現在是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數字就是他們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數字。你要改他的數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氣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著總可以吧。”我說：“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願在這裡過夜，連夜搭車回去了。幾天後江主任回來了，我把去長港鄉的情況對他說了，他說：“那裡我去過，傍著大湖，年年漲大水，能好嗎？人靠蘆葦蕩吃飯，也被蘆葦蕩害了。”我建議在那裡設一個觀察點，他說：“看廳裡的意思。”廳裡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沒有意思。
在華源縣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調查，結論是發病率為百分之三點六二。但是據我的估計，蘇主任說的百分之六是一個比較可靠的數字。我說：“如果是要這個數字，其實我們不下來也可以，辛苦了這麼久，又花這麼多錢。”江主任說：“部里布置的工作總要完成的。”我說：“這裡老百姓太窮了。”他說：“天下這麼多事，紛紛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條腿，何況我們也不是上帝。我們搞調查就是搞調查。”他這麼一說，我安心了點，說：“有辦法的人就是有辦法，辦法送到他跟前來，沒辦法就是沒辦法，碰得頭碰血流還是沒辦法。”離開的那天衛局長又設宴為我們送行，我吃了一碗飯，推說頭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兩條煙交給服務員，說自己不抽菸的，浪費了，請她轉交蘇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這麼一點點。這是我對世界的所有意義，也是我的角色被預設好了之後，上帝留給我的全部的選擇空間。這就是我。我認識到了自己的渺小和無能為力，我感到了恐懼。
45、你對誰負責
胡一兵說得不錯，我是想抓住這個機會給自己一個證明，對世界我並不是那樣無能為力。在無法抵抗的時候抵抗，在不可拒絕的時候拒絕，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我開始沒意識到這一點，他一說我馬上就明白了自己。我需要承擔，沒有承擔的沉重比承擔的沉重更加沉重。承擔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如果我竟以一種世俗的理由掙斷了這條鏈條，我的世界就淪落了，就陷入了意義的真空。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這種真空，不可自拔。因此承擔哪怕痛苦的承擔，是一種巨大的幸福。現在我有了機會，我不能放過，我不能剝奪自己追求幸福的權利。對世事我還沒有絕望，因為我不願意絕望。我內心吼一聲的衝動是如此強烈而難以剋制，這也是一個原因吧。無論為那些村民們也好，為我自己也好，我都應該把這一聲吼了出來。�
決定了我就設想實施的方式，想來想去還是同學說的方式最好。晚上我對董柳說去寫論文，躲到辦公室去寫那封信。寫了三個晚上，反覆斟酌，寫完了這封長信。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屜裡，小心折好放在內衣口袋中。走到樓下，一看錶已經是一點多鐘。冷風吹在我燒熱的臉上，我心中有一種踏實的感覺。一個人應該如此，一個知識分子更應該如此。我抬頭望著天空，幾顆冷星懸在那裡，一閃一閃。我似乎越過了十多年的歲月，回到了從前。�第二天我把信仔細看了一遍，又覺得有了問題。上面提到的一些資料，一些術語，還有調查的情況，都不是一個大學生所能詳細瞭解的。我把寫信者設計為醫科大學的學生，又把調查的情況說得抽象一點。可這樣一改就沒有那麼強的說服力和震撼性了，我又往回改了一點。寫完後我跑到離廳裡很遠的一家列印社列印了，影印了幾份，看著打字小姐把從信從電腦中刪去，又交待她如有人來問不要說出去。回到家中發現信封上的字還沒有打，而自己不能留下筆跡，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貼到信封上。貼的時候我想著自己整個操作過程都沒戴手套，萬一有人認了真來核對我的指紋呢？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用幹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覆抹了幾遍，想著指紋也不會有了。一共三封，陳部長一封，國家血防辦一封，衛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真要發出去的時候我又有點緊張，猶豫著就把信在抽屜的一本書中夾了幾天。我反覆思考著每一個細節，又把影印的信拿出來再看一遍，想著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最後覺得是萬無一失了。�
我準備第二天把信發出去，貼郵票用的手套都準備好了。這天下午下班的時候，我去監察室找小莫，下來的時候在樓梯上碰見了馬廳長。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側了身子等他過去，叫了一聲：“馬廳長。”他叫一聲“小池”，又笑一笑，就過去了。他那麼一笑我覺得頗有深意，是不是知道我在幹什麼，把我看透了？我明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