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的時間，究竟是在幹什麼？中國連蘋果種子都沒有，我學它有什麼用處？自己的性情不相近，幹嘛學這個？這兩個半鐘頭的蘋果實習使我改行，於是決定離開農科。＇ 胡適，〈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胡適全集》，20：298…299。＇
“文章真小技”、“種菜種樹”以救國（7）
說完了他上“果樹學一”課的慘痛經驗以後，胡適接著說明了他從農學院轉到哲學系的三大理由。第一理由，也是胡適認為比較根本的理由，就是他對中國哲學、歷史的興趣：
我年輕的時候，就讀了大多數基本的古代中國哲學，以及近代中國思想方面的書，後者所指的是宋明的新儒家。這就是我思想的背景，這也就是我對中國古代、近代中國思想史的興趣。
在農學院的那三個學期，我考試的成績還頗像樣的。那時學校有一個規定，只要我期末考的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我就可以在十八小時必修的學分以外，去多選兩小時額外的學分的課……我選的是文學院克雷登教授（Professor J。 E。 Creighton）所開的哲學史的課。克雷登教授並不是一個有口才的老師。但是，他嚴肅、懇切地展現各個學派。那種客觀地對待歷史上各個階段的思想史的態度，給我留下了一個極深的印象，也重新喚起了我對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的興趣。
胡適說他在農學院的時候，就選修了克雷登哲學史的課。這個回憶是不正確的；時間和課程的名稱都不對。我們在前文所列出來的他第一學年在農學院時所選的課裡，沒有一門是哲學的課程。他在1928年寫的一篇回憶胡明覆的文章裡說：“到了1912年以後，我改入文科，方才和明覆、元任同在克雷登先生（Prof。 J。 E。 Creighton）的哲學班上。我們三個人同坐一排。”＇ 胡適，〈追想胡明覆〉，《胡適全集》，＇胡適在這篇文章裡說的時間雖然對，也就是說，這是他第一次選哲學的課，可是他在這裡所謂的“哲學班”指的是哪一門課呢？根據胡適在康乃爾的成績單，他在1912年春天，也就是他轉到文學院以後，選了兩門哲學課程，一門是“哲學三：邏輯”，是克雷登教授和炯司（Jones）先生合開的；另外一門課是“哲學六：道德觀念及其實踐” （Moral Ideas and Practice），是狄理（Frank Thilly）教授和炯司先生合開的。問題是，胡適在《口述自傳》以及1928年那篇文章的回憶，都跟趙元任所說的兜不攏。
根據趙元任1912年5月29日的日記，他該年春天選的兩門哲學課，一門是“近代哲學問題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hilosophical Problems），另一門是“邏輯與形上學研討課”（Seminar in Logic and Metaphysics）。＇ Yuen Ren Chao； Life with Chaos：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mily； Vol。 II； Yuen Ren Chao’s Autobiography： First 30 Years； 1892…1921 （Ithaca； New York： Spoken Language Services； Inc。； 1975）； p。 75。＇根據康乃爾大學印行的課程大綱，前者的課程編號是“哲學19”，後者是“哲學40”。這兩門課都不是哲學入門的課，特別是“哲學40”這種研討課，是給高年級以及研究生上的課。趙元任的是日記，不太可能是錯的。由於當時胡適跟趙元任都是大二下學期的學生。趙元任沒有轉系，按部就班的選課，所以胡適轉系的時候，趙元任應該老早就修過“哲學三：邏輯”這門入門的課了。我們今天還可以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胡適的英文藏書裡，看到一本趙元任收藏的克雷登的《邏輯導論》（An introductory logic）的教科書，扉頁上還有趙元任的簽名。那本書顯然是胡適1912年選“哲學三”的時候，趙元任借或送給胡適的。我們很難解釋胡適為什麼在1928年那篇文章裡說他和趙元任、胡明覆一起上克雷登教授哲學的課。唯一能作的合理的解釋，是胡適有旁聽的習慣。他和趙元任、胡明覆一起上克雷登教授的課，可能是胡適跟著去旁聽的一門課。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文章真小技”、“種菜種樹”以救國（8）
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