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新公學教英文，每個月也只有八十元，而且還領不到全薪呢！當時中國的物價及民眾購買力的低落，由此可見。當時，在城隍廟吃一碗酒釀園子只要兩個銅元；肉面，四個銅元；乘電車，一個銅元；米價每擔三元六角；學徒滿師後工錢一個月一元；普通職員，六元。當時銅元和銀元的兌率大概是一比一百二十八。強盜牌香菸的價錢在胡適在上海的年代待查，但據說在1920年代，一包（十枝裝）三個銅元。＇ 有關當時物價及銅元、銀元兌率，請參閱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香港， 1973），頁3…4，11。＇
葉德真的這段回憶最寶貴的地方，在於它為我們繪出了一幅年輕困頓時候的胡適的肖像。〈四十自述〉裡固然有胡適描述他在上海困頓、拮据的一段遊子生涯。然而，在胡適的自述裡，他所著墨的，荒唐更甚於困頓。這幅肖像最令人注目的地方，是胡適的用功與上進。誠如葉德真所說的，胡適後來的成功是天才加上努力的結果。胡適一生當中常常思索天才和努力在一個人的成功上所佔的比例問題。這是天才所特有的焦慮：知道自己有天才可恃，卻又唯恐被天才所誤。越焦慮，就越加倍努力；越努力，就越發與其天才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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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1）
客裡殘年盡，嚴寒透窗簾。
霜濃欺日淡，裘敝苦風尖。
壯志隨年逝，鄉思逐歲添。
不堪頻看鏡，頷下已鬑鬑。
——胡適，〈歲暮雜感〉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
胡適是在1908年8月搬進《競業旬報》社的。雖然他不可能預知他在上海的學生生涯就要結束，他的困頓將會加劇，但是敏銳善感的他，定然可以從周遭所發生的事物中，對茫茫的人生滋生出無所適從之感。他念了兩年的中國公學，從那年春天起發生風潮。原來由學生自治管理的學校，由於經費短缺，從1907年開始接受兩江總督的專款補助，一年以後，又得到大清銀行的貸款建校舍。既然接受了政府的撥款與貸款，中國公學於是成立了董事會，由董事會任命校長以及行政主管。這與中國公學原來不設校長，而由學生公選齋務、教務、庶務等等幹事來主持校務的自治傳統相違，衝突自難避免。胡適在1908年春天寫的一封信裡，已經提到衝突的惡化。這封信是寫給當時他在績溪里仁村的思誠學堂教書的朋友程玉樨（字春度）的：“公學近日幾起大風潮，苟非監督［即校長］明白事理，則公學已破壞矣。”＇ 胡適致程春度，1908年春，《胡適全集》，23：7…8。＇到了9月，衝突終於白熱化。由於校長和行政人員拒絕承認學生有參與學校行政的權利，並進而禁止學生集會演說。這些舉動激起學生全體簽名罷課，校方於是開除學生領袖，並威脅將罷課學生集體解散。這種壓迫的手段激起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公憤，於是決定集體退學，另成立中國新公學。
中國新公學成立後，胡適卻沒有入學。他當時如果繼續上學，第二年就可以畢業，拿到一張畢業證書。然而，由於他二哥事業失敗，把他們家在上海的瑞興泰茶葉店讓給了債權人，他們家只剩下了漢口一家無利可圖的酒棧，叫兩儀棧。他沒錢住宿舍，於是搬進了他擔任編輯的《競業旬報》社裡去住。 他在1908年12月30日給程春度的信上說：“弟來年以家境之困迫，人事之錯迕，遂決計暫且輟學，專為餬口之計，鄙意此為萬不獲已之舉。蓋不如此，則弟讀一日書，中心一日不安，吾壽或且日促一日。且弟年尚少，一二年後俟境遇稍裕，再來讀書，正復不晚。年來以此問題大費躊躇，今決計向此途，此心反覺泰然自得。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已不再入夢矣。明年啖飯處大約仍在上海，近擬與新公學訂約教授戊己兩班英文，每日四時，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惟此約尚未訂定，故行止尚未大定，大約上海一方面居其多數。蓋弟意在上海有三利：人地兩熟，一也；可為吾績旅滬旅淞諸人作一機關部，二也；課餘之暇尚可從人受學他國文字，三也。弟來年境況大略如是。足下聞之，千萬勿為吾悲。人各有志，吾行吾素而已。”＇ 胡適致程春度，1909年1月21日〔農曆12月30日〕，《胡適全集》，23：11。＇胡適在〈四十自述〉裡也提到他在中國新公學擔任低階班的英文老師，但沒有寫下明確的時間，只是在敘述他在1908年8月搬進《競業旬報》社的同時，籠統地說：“正在這個時候，李鶴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然而，這封給程春度的信是1909年1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