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自己，丟掉自己的珍寶，去揀別人的東西。中國小說是 講故事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典型環境、典型語言，盡在故事中表現。寫阿斗昏庸，只寫司馬昭宴群臣時與阿斗的一段對話，就把個樂不思蜀的庸主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中 國小說的這種傳統手法接近中國人的習慣；西方的蒙太奇手法，跳動式的東西，用濫了，不合中國人口味。”
這個材料，是根據丁玲4月4日下午在陝西省作協座談會上的講話整理的。
習仲勳4月21日當天看到這份材料，立即在上面加了批語轉給曹禺：“請曹禺同志閱退我。丁玲同志講的好，真不愧是位革命的老作家，青年作家應該向她學習。這也證明作協四次 代表大會精神她是領會得很深刻的。”第二天晚上，習仲勳又親自打電話給丁玲，讚揚她在西安關於解釋創作自由的談話“講得好，還是大姐講得正確”，並說已經把這份講話批 給了曹禺。
為什麼習仲勳如此重視這份材料？為什麼要把這份材料批轉給曹禺呢？
4。 求助習仲勳（2）
當時，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曹禺正在主持召開第四次劇協會員代表大會。
繼年初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之後，全國文聯下屬的各協會也紛紛召開換屆大會，第一個就是戲劇家協會。4月18日開幕，緊接著，電影家協會第五次會員大會也在4月23日開幕， 延續著四次作代會的“兩個不提”和“民主選舉，選上誰就是誰”，會議在選舉時局面失控，兩個協會原來的領導人（包括主席）、一些很有名望的藝術家紛紛落選，就連說作協 第四次代表大會“是中國革命文學史上的一次遵義會議”的某公也不能倖免。
3月21日中央書記處領導同志聽取文化部整黨彙報時，楊尚昆說：“從報紙上的宣傳來看，大有這樣一種空氣，似乎凡是受過組織上批評過的人都是最吃得開的人，而批評過別人的 人是最吃不開的人，要為三中全會以來受批評的人大平反。這種空氣不健康，不正常。”胡耀邦也講話說：“文藝界確有一些黨內同志和黨外朋友，一有機會就大說一通，至少帶 有一點情緒的大說一通。這對黨的整個事業，對黨的文藝事業，是有利還是不利呢？是有利於團結還是不利於團結？是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至少應該說不是積極因素。”
新華社釋出的劇協會議訊息中說：會議認為，要繁榮社會主義戲劇事業，首先必須不斷地清除“左”的影響，堅持創作自由的原則，同時也要警惕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封建主義遺 毒的侵蝕。影協會議的訊息說，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勳到會講話說：電影一定要跟上時代的步伐，跟上四化建設的步伐，反映生活，謳歌生活，激發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 和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精神。
在劇協、影協訊息中，都沒有提及大會選舉結果。而隨後，5月6日召開的美術家協會大會，5月7日召開的雜技藝術家協會大會，5月9日召開的攝影家協會大會，5月11日召開的音樂 家協會大會，都報道了新選舉的協會主席。這說明，“失控”局面已經得以扭轉。
習仲勳的批示，就是在這樣背景下作出的。4月23日，瑪拉沁夫和延澤民都給丁玲打來電話，說習仲勳在影協會上唸了丁玲在西安的講話，大加讚揚，說“觀點正確，站得高看得遠 ”。
4月24日，習仲勳又在那份內參上寫了另一段批示：“秦川同志：請您親自去看看丁玲大姐，她如同意發表她在西安的談話，請她修改後，加按語或寫一短評在《人民日報》發表。 ”這份材料的天頭及空白處，幾乎被習仲勳的兩段大字批示寫滿。
秦川是《人民日報》社長，和丁玲住同一幢樓。4月25日晚六點左右，他帶著習仲勳批示的那份《國內動態清樣》，笑呵呵地來到丁宅，但讓我詫異的是，丁玲對秦川十分冷淡，以 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口氣，很生硬地說，我不修改，也不發表！秦川有些尷尬，說，這是仲勳同志的指示。放下那份材料就走了。丁玲見他出了門，忿忿地告訴我說，在四次作家 代表大會前後，秦川是和攻擊她的那些人摻和在一起，並且起了重要作用。
丁玲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拿起那份材料，把習仲勳的批示仔細讀了一遍，讀完了，有一種被理解的感覺，便提筆給習仲勳寫了一封信：
仲勳同志：你寄給秦川同志的“動態”，他已經來我家裡給我看了。我讀了你的批語，不盡感激、感謝。你給我的溫暖，我將永遠記得，而作為黨給我的鼓勵。這篇簡訊，我認為 還不宜發出去，因為只是向記者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