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鄧的調整政策被當作“唯生產力論”受到批判，劉鄧二人被當作“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列入打倒物件時。得到了傾倒於精神主義的日本人的理解和毫不遲疑的支援。
日本人最初對“文化活動”的敏感反應，莫過於獲悉郭沫若先生在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將我的政治、歷史、文學的著作全部燒掉”的自我批判的訊息了。郭沫若先生曾在日本留學。在日本有很多知己好友，是日本文化代表團訪中時見到的最高地位的人物，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界、學術界的統帥人物。
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竹內實先生在《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與文化活動》一文中表示“雖然難以揣測郭沫若此舉的真意，但是明顯可以看出文化革命的大潮變成了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同時對於與傳統思想進行嚴格切割的紅線到底延伸至何處以及由此造成的阻礙創造性的危害而頗感不安”。
同樣，另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村松瑛在《整風運動與中國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國近代文學從起源到與馬克思主義相遇，始終離不開政治”，他認為中國文學從屬於政治，又認為從“紅樓夢問題”、“胡適思想批判”、“胡風批判”、“丁玲批判”等事件中可以看出領導層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接著，他又提出警告：“中蘇對立給文藝帶來了僵硬的教條主義，從批判《海瑞罷官》到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表現出了與以往的整風運動完全不同的氣氛來，會給傳統文化和文學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在中國發生的對自由、民主的打壓，始於文藝界內開展的限制、肅清作家自由創作權的運動。在文學敏感性極強的日本文學家、文學研究家當中，亦有人如同金絲雀對有毒氣體具有敏感性感知一樣，敏銳地意識到了“文化活動”的異常性與危險性。(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