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國內在成立以後的20年中所走過的道路與日本恰恰相反。在建國初期，新中國有著同時與東西兩個陣營締結國家關係的意圖，並非要閉關鎖國。實際上，到1950年初，應中國的要求，不僅蘇聯、東歐諸國以及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甚至西方的挪威、丹麥、瑞典、瑞士等國家也都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英國、荷蘭等國也流露出要同中國建交的意向。但是美國頑固地拒絕承認中國，並於1950年捲入朝鮮戰爭，致使其與中國的關係陷入一籌莫展的敵對狀態。由此可見，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並非是由於中國的喜好，實在是被迫的。結果，中國事實上不得不違背自己的願望而斷絕了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朝鮮戰爭是君臨全球的最強國美國與代表著貧困亞洲的中國之間持續了3年的一場戰爭。許多日本人把1941年12月8日的偷襲珍珠灣看作是導致1945年日本戰敗的直接原因。認為日本戰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日美兩國之間的物質、經濟實力過於懸殊。因此，戰後初期的許多日本人都有這樣一種意識：敵視和反抗美國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那麼做。無疑，正是這一點導致了日本戰後對美國的追隨。同時，對日本人來說，貧窮的中國挑戰富強的美國本身是令人驚詫的。而且，中國出乎意料地把美國逼入苦境，並於1953年迫使美國不得不簽訂與戰敗無異的板門店停戰協定，大大改變了日本人的對華認識。從這時起，對追隨美國持肯定態度的*保守勢力階層，甚而開始把中國看成威脅。而對追隨美國持牴觸情緒的容共的革新階層，特別是其中的年輕階層。隨著民族主義感情的高漲，則增強了對中國的讚美。
對中國的讚美是導致後來一部分革新階層支援文化活動、讚美毛大大的初始原因。在他們看來，中國一定蘊藏著能夠戰勝美國的物質實力的某種強大力量。那如果不是物質力量的話。就必然只能是精神的力量。於是，一個鮮明的對照——日本民族在精神和倫理方面的墮落與中國人在精神和倫理上的高潔——就被想象了出來。
曾深刻影響了戰後日本文學界的竹內好。於朝鮮戰爭最激烈的1951年4月，在《中央公論》月刊上發表“毛大大評傳”一文，高度評價了充滿抵抗精神的中國民族主義，首開了讚美中國的先河<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堪稱日本政治學界領袖的丸山真男，則高度評價了1956年5月由毛大大倡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認為那是新中國成立後由革命政權推動的民主主義國家的一項嘗試。在這種形勢下，鳴放運動後發生的反右派鬥爭的消極影響幾乎理所當然地被忽視了。即使到了60年代前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失敗的訊息經由香港片段地傳來以後。對中國的肯定評價仍佔日本各界的主流。
60年代中期全面爆發的越南戰爭展現出了與朝鮮戰爭同樣的構圖，即作為貧窮亞洲的一個小國越南，為求得民族的獨立和統一，而敢於挑戰強大的美國。當1965起美軍受挫的訊息不斷傳來時，對追隨美國持批判態度的那部分日本人便開始公開站出來支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和越南北方，併力圖發現越南人那種不畏美國的物質實力的堅韌不拔的精神。而文化活動恰好是在越南戰爭持久化時期勃發的，這也是當時支援越共和北越的革新勢力對文化活動的極端精神主義特徵缺乏批判的一個原因。
文化活動是社會主義中國在戰後國際形勢下走上與日本截然不同的道路途中發動的一場革命。因此，愈是對戰後日本的歷史持否定態度，認為那是人性之墮落的日本人，就愈是表現出肯定文化活動的傾向。比如。中國在50年代後期由農業集體化向人民公社過渡時，實現了沒有機械化的集體化、公社化，這一點具有依靠人力的濃厚精神主義色彩。而蘇聯農業集體化政策的具體表現如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等。則是以大型機械化為前提條件的。雖然同屬農業社會主義，但是後者與中國的集體化、人民公社化不可相提並論。公社化、大躍進時期*所要求發揮的主觀能動性，正充分顯示了這一運動的精神主義特徵。
在大躍進、人民公社伴隨著巨大的犧牲失敗以後，中國從1962年開始進入了調整期。開始推行“三自一包”政策及“貓論”所代表的唯生產力理論，在今天看來是擺脫疲憊重建經濟的不可或缺之舉，但是對支援越南、憎惡美國依仗實力稱霸世界的日本人來說，在1965、1966年間卻做夢也沒有想到，中國的精神主義會失敗，而且會付出那麼慘痛的代價。因此。當文化活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