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黃山河默默地不說話，岑宇桐又一指劉揚帆，說道：“老付他們採取有些過激的辦法，無非是要拿回他們該拿的，現在他們已經委託劉律師全權處理討薪的事了，而劉律師也他會提出具體的方案，希望事情得到儘快解決。”她說後面的這句話，是為了提醒付通他們，不要再衝動，交由律師才出面是明智的。
劉揚帆道：“黃經理，出於人道主義精神，我們律所決定免費代理付通這個案子，所以現在我的意見就代表了付通的意見。你我都知道，如果走入嚴格的法律程式，驚動有關部門，再加上媒體的介入，事情只會越鬧越大。
“所以我主張我們雙方先自行協商。如果協商調解能解決問題，那麼就不必再找勞動仲裁部門。但實在協商不了，我們也只好找勞動仲裁部門仲裁，要是勞動仲裁部門還協調不成，找法院立案、找法院執行局強制執行，到了那地步，該怎麼辦，我們還是要怎麼辦……
“黃經理也明白，事情越拖越久，對雙方都不利。你剛才說了，有些事你決定不了，這我相信。不過，先溝通溝通，大概地說說彼此的底線，總歸對進一步的談判有好處。”
劉揚帆說得在情在意，黃山河回應道：“這個事呢，你們真是誤會了。我反覆說過，你們要工資，得找中海公司，說句難聽的，老付，你的兄弟該找的人是你。我們天啟因為工程驗收不了的事呢，還在頭痛，只有等工程驗收下來，我們才能將尾款撥到中海公司。然後由中海給老付。老付再支付工錢給兄弟們。劉律師，你說是不是這個道理啊？”
劉揚帆道：“黃經理，這確實存在著一個三角的關係。但是從法律的角度上來說，付通帶著他的兄弟們找天啟要工資，也並沒有錯。”
黃山河道：“這我就不明白了，付給工人工資，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責任是出錢找建築公司建房子。與我們對接的是中海公司。房子不行。我們就要找中海公司追責，至於中海公司再轉包了專案，轉包給什麼人。有沒有資質，那應該是他們去理清……明明是很清楚的道理，怎麼反倒賴到天啟這裡呢？”
此話一出，付通等又不依了。立即炸開：“我們活也幹了，驗收不了。說不定是你們設計圖紙本身也有問題，難道還得我們負責？中海說了，他們沒錢，你們有錢。讓我們找你們要！”
黃山河問道：“我冒昧地問一句，中海公司在拒絕付你們工資的時候，是什麼樣的說辭？”
此問令付通語結。因為他是個帶兄弟們打零工的包工頭。並沒有執業的資質，而中海公司正是以此為由。說之所以拿不到尾款也有付通無執業資質的緣故，慫恿付通直接來向天啟方面要錢。此刻黃山河有恃無恐地這般一問，正是拿到了他的七寸。
見付通不說話，黃山河有些微的得意，於是又補了一刀：“另外有件事，劉律師應該想得到，如果工人們都有籤勞動合同的話，維權時會比較有利。當然，這和天啟還是沒什麼關係，因為欠薪的並非我們天啟。付先生，不知道你和你的兄弟們、和中海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了嗎？”
顯然，黃山河一直在假裝為難、假裝真誠，應對這類事，他可在行了，說的句句都是毒點。農民工維權，始終都是個大難題。房產開發商將工程交給建築商後，建築商往往會對工程進行層層轉包，一旦發生欠薪事件，便相當於產生了許多訴訟的主體。而這些承包商通常會展開“踢皮球”，造成長時間的拖延，使農民工的維權成本持續升高。
此外，由於農民工的流動性強和層層轉包等原因，使得真正簽訂有效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少之又少。許多缺乏自我保護意識的農民工並沒有與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解決勞動糾紛的取證十分艱難，律師們最後甚至只能將農民工的工資表、考勤記錄當作間接證據呈給法庭。
正因如此，即便是能打贏官司，前期取證調查需要的時間實在太長，等到用工方的官司了結，維權事件啟動後也還得要走完包括強制執行的14個程式，面對繁雜的程式，許多農民工會失去耐心，因而採用了別的方法——這就是花式討薪背後的真正原因。
這些，劉揚帆自然很清楚，他回答黃山河道：“這個黃經理多慮了，無論是在協商階段，還是以後可能走向法庭，我們都將用集體訴訟的模式來處理這個案子。”
所謂的集體訴訟，也叫代表人訴訟，是指多數成員彼此間具有共同利益，因人數過多致無法全體進行訴訟，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利益起訴或應訴。
除了首席原告外，其他受害者都不需要直接參加訴訟，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