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過的是養尊處優的學者生活，而陶行知則放棄了這種生活，走上了一條大眾教育的“野路”。道不同，思想觀念也就產生了差異，兩人變得越來越疏遠了。後來陶行知在南京市郊創辦曉莊師範，因收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學生，學校被當局查封，陶行知也被通緝。此時，胡適已與陶行知形同陌路，但他將衛戍司令部解散曉莊師範的佈告、陶行知的通緝令、報紙對事件的評介連同曉莊師生乘火車不打票的油印宣言，一併貼上在他的日記本里。雖然他並不瞭解事實真相，所收剪的報章也多是歪曲的報道，妨礙了他對陶行知生懷同病之憐，但他對陶行知終也不能冷漠到視若無睹，充耳不聞。
在早年，陶行知與胡適同樣都是以自由主義立身的知識分子；抗戰勝利後，胡適作了政府的“諍友”，陶行知則成為一個與政府對抗的*鬥士，兩人再無一點共同語言了。
惜才：張愛玲與柯靈
張愛玲 1943年7月裡，張愛玲親至上海《永珍》雜誌編輯部，將她的中篇小說《心經》交給新任主編柯靈。此前柯靈已經讀到《沉香屑》，正有心向張愛玲邀稿，《心經》便於次月發表了。兩人由此成了朋友。
張愛玲在淪陷區那樣的環境裡四處發稿，這使得一些正直的人們因為惜才而為她擔心，生怕她不小心沾了灰塵。鄭振鐸就曾要柯靈勸說張愛玲不要急於發稿，但張愛玲不肯聽從柯靈的勸告，說她主張“趁熱打鐵”。
隨後張愛玲由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靈感，編了一出話劇《走！走到樓上去》，因為缺乏編劇經驗，她在柯靈的指導下，將劇本改了多次。後來她將她的長篇小說《傾城之戀》改編成話劇，又蒙柯靈傾力幫助，連該劇最終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也是由柯靈聯絡的。為了表達感激之情，張愛玲送了一段寶藍色的綢質袍料給柯靈，柯靈很高興地把它做了一件皮袍的面子。
後來柯靈被日本人抓進憲兵隊，張愛玲知道後，叫胡蘭成到憲兵隊說了話，把柯靈救了出來，柯靈因此對張愛玲充滿了感激。
新中國成立後，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柯靈做了所長夏衍的助手，夏衍有心聘張愛玲為編劇，柯靈聽了很高興，因為那樣，他們就又可以在一塊工作了。可是他還未來得及把這訊息告訴張愛玲，她就已匆匆離開大陸了。
1984年，柯靈寫了篇慧美雙修的文章《遙寄張愛玲》，表達了對大洋彼岸的老友的深情懷念，這篇文章對大陸興起的張愛玲熱起了很大作用。
為抗日組建“老子軍”：張一與李根源
張一麐曾長期在袁世凱手下任職，官至機要局局長，教育總長。1916年因不滿袁世凱稱帝而辭職南歸，回到蘇州。1923年李根源也辭官歸隱蘇州。兩人在民國初就已經在北京相識，如今故交相逢，相知相惜，過從更密。李根源在自己的住處“闕塋村舍”專門為張一麐準備了一間臥室，讓他隨時可以來同住。每天兩人早起，一起打太極，然後張一麐抱著水煙筒，李根源則手執旱菸杆，相對而坐，閒話家常，縱論國事，也是兩個報國無門的老人最愜意的時光了。
在蘇州期間，兩個處江湖之遠的老人，還是時刻不忘廟堂之憂，兩人一起，組織了“善人橋農村改進會” ，組建善人橋新村，還創辦起闕塋小學和成人夜校。關心民生福利，種種業績，流惠至今。其中後來聲名赫赫的，當屬兩人共同參與創辦的中國國學會。
“一·二八”與“八一三”兩次淞滬抗戰中，兩人積極組織抗日救亡；現在江蘇吳縣藏書鄉善人橋馬岡山英雄冢與石碼頭硯山無名英雄冢就是兩人組織埋葬的陣亡將士墓。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中，兩人也是合力營救，都是具保人。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兩人義憤填膺，商議親上前線，共赴國難。張一麐提出組建一支“老子軍”，號召60歲以上的老人參加抗日。這個提議得到李根源的贊同，於是兩人雷厲風行的行動起來，起草宣言，著手籌建，將張一麐的住所作為軍部，張一麐為司令，李根源為參謀長，軍事統帥則是已經98歲高齡的馬相伯老人。8月，宣言在報紙上刊發出來，稱：“青年來日方長，若過多犧牲，未免可惜。老人年齡已高，即從容赴死，猶如商賈之早有盈利，不能算作虧本生意。當年范仲淹，即被西夏人稱作‘龍圖老子’，故取其意而成立之。”一時不僅全蘇州，全國都轟動了，各地老人群情激昂，紛紛響應，籌建工作熱火朝天的展開了。
後來由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勸阻”，老人們的壯志未能得酬，但是張李二人的救亡活動卻從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