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暑假期間，他們在未名湖畔舉行了婚禮。新婚的第四天，費孝通應廣西省政府的邀請，到大瑤山考察。此時的王同惠在讀三年級，也申請參加了這次考察。因此他們將這次考察也賦予了蜜月旅行的意義，歸來後，費孝通就準備到英國深造了。
對於學習社會學的這對新婚伉儷來說，此行是極為難得的。他們飽覽了沿途風光和社會風情，一直處於興奮、幸福的情境之中。到達南寧後，他們與廣西國民普及基礎教育研究院的人員一起，制定了社會調查方案。同年10月18日，費孝通夫婦在翻譯和嚮導的陪同下，到大瑤山腹地調查。這時的王同惠發現自己懷了孕，但是為了丈夫的事業，她堅持留下來，協助丈夫的社會調查。然而樂極生悲，不幸的厄運卻降臨在她的頭上。
12月26日這一天，他們一行人翻山越嶺到羅運鄉考察。山路崎嶇陡峭，十分難走。懷孕的王同惠走起來十分吃力，費孝通就扶著她坐在一塊大青石板上休息一下。不料翻譯和嚮導不知他們掉隊，繼續前行。這時，夕陽下沉得很快，小夫妻倆著慌了，四處尋找也找不見嚮導和翻譯，心裡更是恐慌。費孝通見到遠處有個柴門和籬笆，以為是一戶人家，就前去求救。不料他剛踏進柴門就聽嘩啦一聲落進深坑。原來這是山民們為捕捉野獸設定的陷阱！王同惠不顧自己的生命危險，將壓在丈夫身上的木棒、石塊逐個搬開，使盡全身力氣將丈夫拉出了陷阱。她見丈夫身上多處受傷，不能行走，就安頓他躺在平地上，自己去尋求救援。
費孝通等著妻子，一個小時過去了，不見蹤影，兩個小時過去了，仍是如此。他痛苦地熬過了一夜，到東方泛白時，他心急火燎地匍匐著去找愛妻。到傍晚時分，一位瑤族婦女上山尋牛，發現了費孝通。她急忙跑回寨子，喊來兩位青年將費孝通抬回寨子。透過寨子的一個小商販的翻譯，他們才知道了費孝通夫婦的遭遇。他們將這個訊息報告給當地政府，當地政府立即組織附近寨子的男青年，四處搜山，尋找王同惠。經過六天的尋找，搜遍了周圍的山巒、溝谷，都不見王同惠的蹤影。
費孝通思念王同惠，心神不寧。一天夜裡他夢見愛妻掉進水塘裡。他就將這個夢告訴給寨子的頭領。當地村民隨即到一處懸崖下的水塘尋找，果然發現了王同惠的遺體。估計是她尋人救夫心切，失足落下懸崖，掉進水塘，因無人救助而罹難的。當時她只有24歲，與費孝通結婚僅僅108天。
當時，費孝通準備將愛妻的遺體運回老家安葬，但因氣溫炎熱，送葬船行到梧州時，愛妻的遺體已不便繼續運輸，費孝通就在梧州白鶴山將愛妻安葬了。費孝通為愛妻豎了座石碑，並親自撰寫了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於民國二十四年夏日，應廣西省政府特約來本桂研究特種民族之人種及社會組織。十二月十六日於古陳赴羅運之山道上，嚮導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誤陷虎阱，自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獲更生。旋妻復出林呼援，終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負傷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蹤。縈迴夢祈，猶盼其生回也。半夜來夢，告在水中。遍搜七日，獲見於滑衝。淵深水急，妻竟懷愛而終。傷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鄉縣人，來歸只一百零八日。人天無據，靈會難期；魂其可通，速召我來！*二十五年五月費孝通立。”
費孝通回到北平後，將他與愛妻在大瑤山調查的資料整理成書《花籃瑤社會組織》，署名王同惠，在上海出版。1939年費孝通與孟吟女士結婚後，他們生的女兒取名費宗惠，乳名小惠，就是為了紀念前妻王同惠的。後來費孝通的代表作《江村經濟》出版時，在扉頁特地註明：“將此書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可見生死之情永銘心間。
苦命鴛鴦成眷屬：魯藜與劉西穎
著名的“七月詩派詩人”魯藜，生於1914年，福建同安縣人。1937年胡風主編的《七月》創刊後，魯藜經常在《七月》上發表詩歌，成為“七月詩派”的成員之一。雖然他和胡風僅僅在1949年有過一面之交，但在1955年的胡風事件中，仍不免受株連，被抄家、隔離審查和勞改。
他的妻子王曼恬是毛澤東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兒，但這樣的“皇親國戚”也並沒有使他免受胡風事件的牽連。魯藜被隔離審查後，王曼恬為了劃清界線，與他離了婚。
而與此同時，一位比他小24歲的女子卻時時掛念著他。她就是劉西穎，出身於天津一個普通的電工家庭。12歲時，她父親去給當時在天津市文聯工作的魯藜家修理電燈，她跟了一塊去，見魯藜家有很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