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立法局直選中慘遭失敗。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港澳工委痛定思痛，調整了重統戰、輕選舉，重工商專業界、輕地區力量的工作思路，加強了地區力量建設。一九九二年代表地區力量的“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成立，一九九三年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黨成立。一九九五年，代表中產專業界人士的“香港協進聯盟”（港進聯）成立。就在愛國愛港陣營重新凝聚力量時，民主派陣營也加強了力量整合；一九九四年，“港同盟”與“匯點”合併，成立民主黨，兩大陣營就一九九四年的區議會選舉和一九九五年的立法局選舉展開了較量。其中，“民建聯”打出愛國愛港的旗號，成為區議會的第二大黨。這是香港愛國左派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議運動之後第一次正面登上香港政治舞臺，對香港政局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愛國愛港政團在港英立法局選舉中擁有的政治力量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構成了一定的制約，自由黨在立法局中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提出了修正案。彭定康為了使其政改方案在立法局中順利透過，不惜透過英國政府對在香港立法局中擁有一票的英國大商家施加政治壓力，迫使其投票否決自由黨的修改案。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在彭定康全力遊說下，港英立法局透過了對立法局選舉條例的修訂，並以一票之差否決了自由黨提出的修改方案。這意味著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具有了法律效力，中英兩國政治談判的大門徹底關上了。
就在港英立法局透過政改方案兩個多月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決定，宣佈港英最後一屆立法局、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區議會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終止，並決定由特區政府籌委會籌組第一屆特區政府立法會。在彭定康看來，這無疑給他的政制改革下達了“死亡通知書”。可當時在港英政府的統治下，香港不可能透過選舉產生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遂批准了“籌委會”的決定，由四百名港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六十名立法會議員，由於這些議員不是按照基本法產生的，因此立法會也被稱之為“臨時立法會”。此時，經歷了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的中國，非但沒有瓦解，反而徹底走出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陰影，經濟上持續增長，政治上變得更加穩定和自信。香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度開始上升，而英國政府則失去了籌組新政府的參與權。這時，英國政府才開始檢討對華政策，外交部“中國通”們的聲音重新佔了上風，而隨著一九九七年五月英國大選後工黨取代保守黨上臺執政，合作已不可避免。期間，儘管英國政府著力培養陳方安生成為未來的行政長官，可命運和機遇卻與她擦肩而過。特區政府成立後，中央著眼於香港的穩定讓港英政府公務員全部過渡，陳方安生繼續作為“公務員之首”輔助行政長官董建華，這既是香港順利迴歸的前提，也為香港後來的政治分歧埋下伏筆。而上訴法院的陳兆愷法官在馬維錕案中的主張遭到了香港自由派大律師們的批評，於是兩年後的居港權案中，終審法院徹底推翻了馬維錕案中的推理，主張香港法院可以對主權者的行為行使違憲審查權，由此引發了一場不可避免的政治鬥爭。而在這一系列爭奪基本法解釋權的過程中，倫敦培養出來的普通法大律師們逐漸邁向香港政壇。
政制發展之謎（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十三
強世功/著 原載《讀書》2009年第2期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迴歸十年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關於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決定，明確香港可以在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待普選行政長官之後，可以普選立法會。當晚，全國人大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等連續在香港召開兩場座談會，就“人大”決定向香港社會各界釋疑解惑、聽取意見。喬曉陽在開場白中，首先給大家講了一段生動幽默的“關公戰秦瓊”的故事，意指中央和香港社會各界對話、溝通與協商需要一個共同的平臺，而這個平臺就是基本法，就是基本法所確認的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具有決定權。如果香港有人連這一點都不承認，那就沒法進行對話，就會出現“你在隋朝我在漢，咱倆交戰為哪般”的荒謬局面。這個歷史典故太文雅，喬曉陽又特別舉了股票交易的例子，“就像A股和H股，不同交易所，沒法交換”。
香港政制發展既是英國撤退戰略的產物，也是中央積極回應香港民主化訴求的產物。在這個問題上，中央堅持英式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主張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最終達致普選；而香港反對派則繼承了彭定康推動的法國大革命式的自由主義傳統，主張立即實行最徹底、最開放的民主普選。在香港民主普選問題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