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親英’二者間做出選擇，激進力量之間則衝突不斷。……政改之爭正侵蝕著港人治港的基礎和條件，港督若不及早恢復自然之道，則光榮撤退只是一個夢想，而港人卻要承擔未來外部不和、內部分化等‘後遺症’。”而這恰恰是彭定康的政治目的，因為這場鬥爭本來就以香港人做賭注的（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十一”）。為此，彭定康成功地獲得西方世界的支援，美國總統克林頓公開支援彭定康，認為推行民主是美國的利益所在。正是由於西方世界的支援，彭定康將政改方案看做是歷史終結處所做的最後鬥爭。他在一九九三年十月發表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強調，英國在香港的目的不是建立機制、制度和達成協議，而是要把香港的獨特生活方式“延至下一世紀”，其歷史意義“不亞於法國大革命”。
當然，中央很清楚，這些美麗的政治修辭不過要掩飾英國人借東歐事變和蘇聯解體推翻過去的協議，透過加速民主化將香港搞成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進而影響中國的政局發展。因此，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西方世界肢解中國戰略的一部分。面對這種國際局勢，中央於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向香港各界陸續披露鄧小平關於香港政改問題的幾次談話內容，表明中央在原則問題上絕不退讓。這個原則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原則，就是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行使“一國兩制”的原則，就是中國絕不屈從於西方國家支配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按照小平的指示做好了“另起爐灶”的準備，即原來中英協議中的“直通車”計劃流產，中方按照中英聯合宣告和基本法的規定，單方面籌組第一屆特區政府。
其實，另起爐灶的問題早就在鄧小平的腦子裡思考過多遍了。鄧小平一直擔心的是港英政府在過渡期自搞一套班子，強加於未來的特行政府。因為香港迴歸沒有“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而是“和平過渡”。在“港人治港”的條件下，港人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突然接管香港，而必須在過渡期參與管理，熟悉港英政府的運作。而英國人肯定不讓真心擁護中央主權的港人或中央信任的港人參與管理，而是培養親英勢力或讓反對中央擁有香港主權的港人參與管理，這樣就製造了中央與香港特區的內在矛盾，為香港迴歸後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增加了困難。為此，早在聯合宣告簽署前，小平就把注意力轉移到政權交接問題上。在一九八二年，他就明確提出愛國愛港政治人才的培養問題：“一般的方法，是培養不出領導人才的。領導人才要在社會里培養。最好要有一個社會團體來擔負這個任務。我們說，將來的香港政府是以愛國者為主體。他們應該有自己的組織。我們要著眼於培養人才。要找年輕一點的人將來管理香港事務。這些人必須是愛國者。”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小平進一步指出：“我們的工作是要考慮如何培養幹部的問題，要考慮用什麼方式來逐步參與管理。……我曾經提過，港澳工委要想法在香港搞些社團，實際上就是政黨，英國人搞了一些社團，我們也要搞，可以從中鍛鍊一批政治人物，沒有政治人物不行，這工作不能抓的太晚。”（轉引自，齊鵬飛：《鄧小平與一國兩制》，188—189頁）
鄧小平思考愛國愛港政治人才的培養尤其關注其組織形式，因為他清醒地意識到，英國人控制著建制力量，而愛國愛港人才的培養只能在建制外進行，只有組織政團才能將建制外的人才凝聚起來，形成政治力量。工聯會這樣的香港傳統左派組織無疑是愛國愛港的基本力量，但由於港英政府的政治壓制以及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議運動的包袱，這些組織在整個社會被邊緣化，即使發展這些組織，也“遠水不解近渴”，難以適應香港迴歸的工作重心，即透過穩定香港的大資本家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在這種背景下，新華社香港分社全力糾正了歷史上形成的“一左二窄”的工作局面，著力拓展對香港社會上層精英（如資本家和中產專業人士）的統戰工作，使得愛國愛港力量從原來純粹的地區左派組織發展為包括工商界和中產專業界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愛國愛港陣營由此也在香港被稱之為“統一戰線派”，與所謂的“民主派”形成對峙。正是在統一戰線基礎上，無論在中英談判中，還是在基本法制定過程中，工商界人士和部分中產專業人士都成為香港迴歸的堅定擁護者，成為中央可以信任和依賴的管治者。
然而，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風波和一九九二年彭定康政改方案徹底打亂了愛國愛港人才的發展計劃，使一九八二年以來逐漸聚集起來的愛國愛港政治精英發生了分化，政治力量遭到削弱，以致在一九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