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4公里一帶山高險峻、峭壁懸崖、奇峰林立，經常有危石被風吹雨衝滑下來。巡道的時候，我就多加了十二分的精心，我冒著雨認真地檢視平時已經檢視到的危石，看著風向，分析雨勢對危石的衝擊。本應每公里十二分鐘的路，我卻在大雨中停留了半個多小時，確認無誤後才放心地離開。當我快走到無人看守的道口時，忽地發現一輛拉西瓜的車卡在道口上。這時候，已聽到卓資山的方向來車了，那應該是一趟客車。曲線多，司機瞭望條件不好，如果西瓜車不能很快從道口上下去，一但列車從彎道處拐過來，有可能來不及剎車，後果不堪設想。我已經聽到身後機車的鳴笛聲，我急了，沒有半點猶豫，立即返回去，用最快的速度衝到曲線中間點燃了火炬。一團藍紅色的火焰在雨中跳動。火車司機很快就發現了，馬上採取了緊急制動，車輪冒著火花停了，那刺耳的剎車聲傳得很遠……
停下來的火車距離道口不足二十米……
回到工區後，我把情況向工長彙報了，工長說段排程來過電話，已經知道這個事兒了。他疑惑不解地問我：“這個時間按巡迴圖你應該離開道口至少兩公里了，你怎麼能發現和防止車毀人亡事故呢？”“因為擔心574公里處有危石滑下來，所以在那兒多巡查了一會兒。”
一個彩色的皮球滾到我們腳下，張義明彎腰拾起來。一個大約有七八歲的男孩子跑過來說爺爺把球給我。張義明拍了拍孩子的頭，一扔，球在地上彈了幾下，孩子跑了過去。我問他：“這是您的孫子？”他搖搖了頭。我一下想起來，在工區裡，工友們一提起張義明就說他有“三個不在”。當時我沒有認真聽。當我提這個事兒時，他的神色有些黯然，緘默了許久。
那是我心裡的痛。一不在是愛人生三個孩子，我不在身邊；二不在是兩個兒子結婚，我不在身邊；三不在是母親去世我不在。
那年，工區抽換枕木，人員緊張。愛人來信，信中說母親最近一段病情很重，常在昏迷中唸叨，愛人說無論如何讓我抽出時間回去見母親一面……
當時，看完信後我很難受，我想拿著信找工長。可是，當我走到工長辦公室時，看見屋裡幾個人還在燈下研究工作，只聽見工長說：“明天不能這麼幹了，戰線拉得太長，對安全不利，還有今天又有兩個職工暈倒了，現場人手不夠，拉不開拴……”我在門外猶豫許久，最後還是把信悄悄地裝進衣兜裡。
兩天以後，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供銷社給家裡打長途電話，愛人在電話那頭哭著告訴我母親已經去世了。老人家在彌留之際，還唸叨著我的名字。
母親去世後，我的心時時在自責、愧疚，我不是一個好兒子。
結婚快三十年了，和愛人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不足一年。
說到這兒時，張義明眼圈微紅再也說不下去了。
人的一生總會有得有失，得失之間的喜與悲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體會到的。對於張義明來說，在得失之間他選擇的是犧牲，一種無私的犧牲。為了鐵路，也為了暢通。太多的溢美之詞會損傷了他的情感，還是讓他安靜地生活吧。
告別張義明的時候，已經接近傍晚。我走出很遠的時候，回頭看他仍站著向我揮著手，碎金一樣的夕陽下，他的身形如同一幅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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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釘（1）
學技練功，這在福生莊的職工中成了是一項日常的工作。休息的時候他們常常在一起切磋，誰也不服誰，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不服，咱倆練練。
在工區住的這些天裡，聽到過關於李廣瑞打釘的故事。本想找找他，但聽說已經離世了。斯人已故，但故事流傳至今：
解放初期的第一代養路工在異常艱苦的自然環境中與天鬥與地鬥與敵特鬥，保證了鐵路的暢通無阻，為新中國的誕生和建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他們大都是不識字的農民，但他們就憑著對鐵路的熱愛、對新生活的憧憬，刻苦地磨練著自己的生產技能。
“飛釘王”李廣瑞便是傑出的代表。
建國初期，福生莊的線路還是38kg的輕軌，並且全部是木枕，連線木枕的便是幾枚小小的道釘。
打道釘既是力氣活，又是技術活。掄一天大錘下來，渾身像散了架。
不會使錘的人勁用的大，道釘砸下去，浮、離、仰、爬、斜、歪、扭，起不到緊扣鋼軌的作用。
一般打道釘的要領是一穩、二準、三狠、四輕拍。但李廣瑞打錘，最多三下。三錘下去後，只有豆大一個點，恰如豆花點。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