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經常有一些不明白的事情或她認為不公平的事情要我來解釋給她聽，比如加班費，比如工作分配不均等事情，但平時都是急急地來，急急地走，這次怎麼吞吞吐吐地難以啟齒似的？
“郝姨你有什麼事麼？”我終於忍不住問了她一句。她看著我，遲遲疑疑地問我忙完了沒有，我說：“你有事先說啦，我還要忙呢。”郝姨神神秘秘地附耳過來說：“宿舍那邊，會客室那沙發上面，這幾天總是有髒東西。”“髒東西你清潔一下就行了，有什麼奇怪。”我順口說道，說完，我突然領會過來，臉刷地紅了。郝姨她真是個好人，她在我身邊磨蹭了半天，就是為了營造一個利於我理解語言的環境。
郝姨說，這些天早上她來打掃的時候，總是發現沙發上的汙跡，一天兩天便算了，要是這樣長久下去，不知會出什麼事呢，郝姨的臉漲得通紅，彷彿這個世界已經不可救藥了。
我和郝姨決定自己解決這件事情。基於公司宿舍管理制度，會客室的門是不能關的，不然有外來的訪客，就沒地兒待了。宿舍裡，男的住在三樓，女的住在四樓，男女要一起活動，只能在公共活動室看電視打乒乓看圖書，公司只為這些健康的活動提供場地，而那些“不健康”的活動是不允許的，但是，現在居然有人另闢蹊徑了。這讓我很好笑地想起《侏羅紀公園》的一句臺詞：“生命自有出路！”而我，是個扼殺生命的管理人員。
我在會客室貼了張警示，上書“此處僅供待客之用”，我以為我們的員工都和我一般聰明，會領會我的言外之意，但是根據郝姨的報告來看，警示書並未發生效用。我和郝姨開始使用排除法，由郝姨深入宿舍群眾中，把入住宿舍並有談戀愛跡象的人員名單列了出來，列了出來後，我有點茫然，難道我要一一和他們談做愛的地點問題？
我沒有找戀人們談話。但是，我還是採取了措施，在晚上十一點之後把會客室的門上鎖，早上開啟。但是，過了兩天，鎖壞了。看來，我這種扼殺生命的行為是不可取的，鎖壞了之後，我再沒有要求會客室上鎖。但是，我必須對郝姨有個交代，我不能讓郝姨一直處在會客室沙發的陰影中，郝姨那焦急的神情，讓我感覺到道德的壓力。
郝姨終於向我爆料說，品管部組長阿紅和司機小黃最有嫌疑。我提請辭退了他們兩個，辭退員工之前我向老總做了簡短彙報，我說，要嚴肅宿舍管理制度，所以，不得不。老總沉吟了一下，簽了字。
沙發事件之後，我總覺得自己道貌岸然得不像自己了，不苟言笑了好久。後來，也就慢慢淡忘了。
我，包括我的同事們，我們雖然有無數的理由懷疑駱總有二奶，但是，我們確實不曾目睹過，所以，駱總他一直是個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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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人駱總
每個星期五下午，我都會接到駱總太太的電話，她在客套寒喧一番之後，很委婉地問我駱總有沒有訂票回香港。根據公司規定，港籍工作人員可以在週五的下午四點以後回香港，一般來說，駱總回香港的票總是我去訂的。雖則如此，我仍不明白，為什麼駱太太總是先把電話打給我，而不是直接打給她的老公——我的老總駱先生。
我不得不和駱總交流一下關於駱太太的電話問題，因為我連續三個星期答覆她說：“我還沒有接到駱總的指示。”駱太太明顯不滿意我這模稜兩可的答覆，而我也覺得，我總是用這個理由來客套對她有點殘忍。我見過駱太太幾次，她是那麼“真心誠意”地想和我做朋友，還送了我名貴香水，還和我推心置腹地訴苦，說看住一個在大陸工作的老公是多麼地不易。
但是，我很明白自己的立場，我首先是我老總的秘書，然後才是駱太太的朋友。所以，當駱總心照不宣地對我說：“以後咱們主動地打電話給駱太太好了。”我就明白駱總的意思了。每逢星期五中午午飯後，我就撥通駱太太香港家裡的電話，和她聊上一會兒天，然後說說我們公司最近忙的是什麼，最後才說駱總回或不回香港。
駱總回香港的次數少，不回的次數多。我告訴駱太太駱總不回香港的原因是公司裡有事，約了客戶或者生產很緊張，總之，駱總在駱太太的印象中，是個為了家人拼命工作的好男人。其實我並不知道駱總每個週末在幹什麼，他偶爾會回一下辦公室。他回辦公室的情況是我透過保安了解到的，雖然在我看來，駱總有時候並沒有週末去辦公室轉一下的必要，但我很能理解他的那種心情：自欺欺人！因為，我總是在國際長話清單上看到駱總在週末用辦公室的電話打電話給駱太太。
駱總要我訂酒店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