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會，林彪、江青等攫取了黨、政、軍的極大權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頭會還有周恩來參加，他在內部力排眾議，據理力爭，儘可能地減少損失，保護力能保護的一切，儲存黨和國家的元氣。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戰線進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經濟戰線。周恩來既要應付“文革”帶來的種種衝擊，又要應付各部門各地方“造反派”的種種糾纏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暗箭，還要不分晝夜地瞭解和處理經濟方面出現的各種問題。他曾對餘秋裡、谷牧等說：“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大會上著重講到：“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幹部，都應當堅守生產崗位。”當時，學生免費乘車“大串連”。周恩來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整個國民經濟癱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