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的核心問題。他說：“我國的國民經濟正在迅速發展，情況的變化很快也很多，隨時隨地都有新的問題出現，許多問題又是錯綜複雜地聯絡著。因此，我們就必須經常地接近群眾，深入實際，加強調查研究工作，掌握情況的變化，對有利的條件和不利的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對順利的方面和困難的方面都要有足夠的估計，以便及時地做出決定，調節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各方面的活動，避免發生互相脫節或者互相沖突的現象。”他認為，“群眾本質上是實事求是的”。
周恩來強調製定計劃要實事求是。他說，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12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進行建設，首先就要進行發掘、調查、統計和蒐集材料的工作。這是準備工作，是建設新中國的重要基礎工作。”另一方面，他強調執行計劃也要實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計劃不合實際就得修改，實際超過了計劃也得承認，計劃不能一成不變。”計劃規定的指標，“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最後還得退下來。凡是不符合實際的都可以修改，這樣就把我們的思想解脫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來主張國民經濟要積極穩妥、均衡發展，應該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他認為，“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不平衡的現象是經常會出現的，這就必須保持必要的物資、則政、礦產資源、生產能力等的後備力量，特別要增加國家的物資儲備，以保證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年度計劃的順利執行，並且應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難。”他說，財政收入要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和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正確的比例關係，而支出則要考慮保證重點建設和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要求，以及建設規模和物資供應之間的平衡，還要留出一定數量的預備費。
對於怎樣處理好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關係這個重大問題，周恩來在這一時期也已經有正確而深刻的論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都是為著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強調，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的經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務“。他說，應當反對兩種錯誤，一種是不顧目前的生產水平，把工資和福利提得過高過快，違反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這是一種經濟主義的表現；另一種是對於職工福利甚至職工安全漠不關心，不注意或者不願意解決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決的問題，這是一種官僚主義的表現。他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提出：”我們必須妥善地安排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在保證國家建設規模逐步擴大的同時，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來還認為，建設中”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必須足夠重視。他正確地闡明”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原則，說：”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為人民謀長遠利益。為了保衛人民的福利和社會主義成果，必須依靠人民。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所以，這一條經驗也值得我們在建設中經常想到。“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接著就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當時形勢發展很快，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得非常順利，周恩來親自動手編制第二個五軍計劃，親自確定控制數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國外了，周恩來常找薛暮橋、顧明等到辦公室。晚上週思來講，白天他們幾人按照周恩來講的內容算、改、寫，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來那裡審查修改。這樣迴圈往復，風雨無阻，夜夜如此，緊張地工作了個把月。經過周恩來數斟項酌，定下了初稿，拿給國務院各部門審改，再提到國務院討論，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最後由毛澤東修改定稿。這就是周恩來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這個報告總結了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其中第一條是：“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況下，必須注意到當前和以後還存在著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進；相反，在不利的情況下，又必須注意到當前和以後還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