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三，運輸工人工會號召卡車司機罷工，要求提高工資25％。200萬工人面臨辭退。醫院中的病人，包括晚期癌症患者，得不到治療。利物浦的掘墓工人罷工。垃圾在萊斯特廣場堆積如山。在政府的順從下，工會車間代表散發准許證，使運送“重要”物資的卡車得以透過糾察線。總之，英國處於癱瘓狀態。然而，對工黨政府更大的破壞則在於，它把國家管理交給了工會的地方委員會。
我們能夠把握住這一機會嗎？這可能部分地取決於我們的一項總稱為“踏腳石”代號的計劃。我們自1977年夏天以來就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斷斷續續地進行著這項計劃。它是由約翰。豪斯肯思想出來的，他是一個很能幹的轉業軍人，是最早開設計算機軟體公司的人之一。後來他把公司賣掉，以便集中精力從事公共事務。我們與他見面之前，約翰曾與基思·約瑟夫在政策研究中心接觸過。他與他的同事諾曼·斯特勞斯總的來說對政治決策的短期行為，特別是影子內閣的決策方式，表示了毫不掩飾的鄙視，這種態度既新鮮又有時令人發怒。他們二人辯論說，如果我們不把所有的政策規範到一個戰略中去，我們就不可能取勝。在這一戰略中我們需要事先制定採取行動的次序。戰略的名稱就是這麼來的。第一次聽到這一言論時，我的印象不深。星期天我們在福拉德街吃午飯時見面，會見結束時我說，他們吃了整整一大塊烤牛肉，但我不知道我從談話中到底得到了什麼。參加會見的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挖昔說，下一次他們將帶三明治來。
但在不同的情況下，當考慮長期問題時，我開始體會到約翰·豪斯肯思分析問題的深度和品位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鑑於形勢的發展，他和諾曼·斯特勞斯在1977年秋天準備的以“踏腳石”為標題的文稿，後來用來作為討論的框架，既有說服力，本身又像是政策。其主題是工會改革是我們的重中之重；舍此國家振興綱領的其他方面將會受阻。但是，只有一個在這場辯論中取勝的保守黨政府才能執行這一綱領。在下次大選中，如果只是在對工黨政府1974年執政以來的表現不滿意的基礎上獲勝，即使佔有很大多數，也是不夠的。因此，不僅不能像許多同事們希望的那樣迴避工會問題，我們應該設法開展這場辯論。而且，這場辯論並不可怕：工會正在日益成為工黨的負擔，而相應地成為我們的一筆政治財富。有了智慧和勇氣，我們能夠把一談“對抗”就充滿退縮和失敗情緒的狀況扭轉過來。
1977年11月底，我在眾議院會見作者，一起喝飲料、用晚餐，我對其分析熱情起來並講了許多話（與基思·約瑟夫、安格斯·莫德、威利·懷特洛一起）。緊接著我們成立了“踏腳石計劃”指導小組並於1978年1月開會，建議影子內閣部長和有關人員分成小組，制定計劃，透過演講、小冊子、寫文章等推進這一戰略。同時還有一個“政策探索”小組，由更堅強可靠的內閣成員組成，包括基思·約瑟夫、戴維·豪威爾、奈傑爾·勞森、諾曼·拉蒙特，他們與約翰·豪斯肯思和諾曼·斯特勞斯一起工作，結合“踏腳石計劃”這個總的主題提出政策建議。
但是在執行這一計劃之前，首先面對的是持懷疑或敵視態度的同事們。1月底我召開了領袖指導委員會會議。在會上我們的爭論止步不前。同事們競相稱讚“踏腳石計劃”這篇文稿，但警告說應到此為止，不要再做什麼——這是一種有名的迴避技巧。我們應該避免“過於遲鈍或引起爭議”（弗蘭西斯·皮姆），我們在“反對姑息和對抗，但應該還有第三條道路”（約翰·佩頓）。彼得·桑尼克羅福特，伊恩·吉爾摩，吉姆·普賴爾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懷疑。約翰·戴維斯坦率他說“如果我們在工會問題上講老實話，我們肯定在選舉中失敗”。
克里斯·帕頓曾向會議提交了一份論文，對“踏腳石計劃”表示疑問。他的基本傾向是，作為反對黨應採取務實的態度，而不是按照意識形態行事，這是無疑的。但是，我支援“踏腳石計劃”作者的觀點，要改造英國僅僅訴諸策略是不夠的。與會的多數人抓住克賴斯的論文提供的稻草，表示了把帕頓一豪斯肯思的想法統一起來的愚蠢願望。我不得不屈從。實際上他們想把“踏腳石計劃”扼殺掉，但我不允許這麼做。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又使“踏腳石計劃”回到軌道上來。但即使這時克賴斯·帕頓的工作也在“平行”並進，而持反對態度的人們如吉姆·普賴爾、伊恩·吉爾摩還在掌握著幾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組”。約翰·豪斯肯思曾希望說服吉姆·普賴爾在工會問題上開闢新的道路，吉姆允諾發表關於“踏腳石計劃”